重庆在清朝是座火城 一个火星就能点燃整座城市

　　在清朝，重庆就是座火城

　　退休火电站高工骆振宇，写出重庆第一部火灾史专著《清代渝城(重庆)的火灾与火政》

　　他认为，地险房密、巷窄人稠、盛夏毒热，是导致那时渝城火灾频发的三大主因

　　“地势侧险，重屋累居”的重庆旧城，是火灾多发地。

　　在重庆出生长大的骆振宇先生，是四川电力工业勘察设计院的一位资深火电站设计师、高级工程师，1949年他5岁多时，在重庆南岸目击过重庆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九二”火灾，惨烈的火灾现场在他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近年退休后，他泡在四川档案馆和图书馆里翻阅了浩如烟海的清代巴县档案等历史文献，从中梳理出火灾案例故事一百余件，写出重庆史上第一部火灾史专著《清代渝城(重庆)的火灾与火政》，破译了“清代渝城是火城”之密码。

　　火缘

　　骆振宇的声音，从成都那边的电话里传来，还是一口重庆口音。1964年9月，他20岁中专毕业从重庆去昆明，1984年9月从昆明调到成都至今，他说：“我的大半生时间很好算，20年在重庆，20年在云南，20多年在成都”。

　　他的重庆时期跟大火有关。抗战胜利前，骆振宇的父亲骆祥麟是重庆电力公司的职员，在解放碑上班，妈妈郑德昭是家庭主妇。电力公司的总工程师余克稷创办了重庆著名的业余话剧团怒吼剧社，“我父母都是怒吼剧社合唱队的成员，跟余克稷和张瑞芳都很熟，余克稷也是张瑞芳的第一任丈夫”。

　　骆振宇1944年出生，赶上了重庆大轰炸的末期，父母为了躲飞机，把他出生在山洞镇，使他免受日本轰炸之火。但5岁那年，日本已投降，在家门口亲眼目睹的“九二”火灾之惨烈，却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1949年9月2日，当时全家租住在南岸马鞍山父亲家一位世交的房子里，前面就是刘家院子，院子平台下面就是龙门浩，斜对面河对门，就是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河街，那里正是“九二”火灾的现场。“大火从下午一直烧到晚上，晚上虽然黑了，但大火把江面映得通红，火光中，我们看到对岸有人从楼上往下跳，人刚落地，楼也垮了。江边停靠的船只也燃成一片，船上的人就往水里跳，但江面上燃油也在烧，人一跳进去，也就是跳进火里面”。

　　虽是“隔岸观火”，但火灾恐怖之景，他再也忘不了。从那以后，整个青少年时期，晚上睡觉，他老是梦见“九二”火灾，常常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一身冷汗。1950年代初，家住嘉陵江千厮门外镇江寺，离洪崖洞不远，骆振宇又近距离看到一次火灾。这次“隔岸观火”，他看到消防队员的身影，使他明白，有火灾，就有火政即消防，就是救火的人员、组织和制度。

　　当时的消防队员还叫“义勇军”，使人想到民国著名电影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些人。“我还记得，在镇江寺街靠洪崖洞这头的梯坎边，有一间简易的小屋，门边挂有印着消防‘义勇军’字样的小旗，屋内放有火钩、开山、消防桶等救水工具，还有一堆汉子在喝茶、下棋，很悠闲的样子”。

　　那天中午，骆振宇正从河边回家，突然听得街上有人惊叫“失火了，房子烧起来了！”他抬头一看，离家不远的洪崖洞棚户区，火光冲天，并伴有竹木在火中噼里啪啦的烧爆声。“我吓得一身冷汗，赶紧跑回家叫外婆快跑。外婆慌忙收拾好东西，带着我们兄妹们跑出门一看，街上的人又在喊‘火熄了！火熄了！’”火已经被平时闲在小屋里喝茶、下棋的那帮消防‘义勇军’扑灭了”。

　　骆振宇转辗龙门浩、大溪沟、中华路、解放碑、曾家岩等地读完中小学，考起九龙坡的重庆电力学校读中专，1964年毕业后分到云南省电管局设计处(即后来的云南电力设计院)，两年后文革来了，工程少，就去搞了一段时间宣传。他在大溪沟人民路小学读书时，由美术老师推荐去市少年宫美术组学画，老师是从法国回来的画家廖新学。

　　中学同学杨安明又介绍一个朋友张奇驹跟骆振宇学画；张奇驹有一个弟弟，从小又跟着哥哥学画，这个弟弟，就是现在四川美院油画系特聘教授、著名画家和美术活动家张奇开。骆振宇和这些朋友保持了半个世纪兄弟般的情谊。

　　重庆崽儿骆振宇在云南建火电站之前，献给彩云之南的礼物，是一幅比《最后的晚餐》要小一些的璧画。“就在云南昆明白塔路和东风路交口处的街边，画的毛主席像，四五米长，两米多高，用油画颜料画的。”

　　火城

　　骆振宇1980年代有一年回重庆探亲，在人民公园一角“发现”了“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这座民国三十六年(1947)8月19日建立的碑，文革经过一轮摧折，前几年见诸坊间各报的现状也甚堪忧：“碑记无故地被人涂了一层漆黑的东西，像个大花脸似的，碑文完全没办法辨读”、“主碑上遍布水痕，污损严重，看上去久未清洗。助碑更是‘身受重伤’，碑面布满污物，污浊不堪”。

　　但当时，骆振宇还是抚碑细辨，顿感羞愧，“我生在重庆，20岁离开，从来不晓得有这样一块碑，多年后才无意中碰见”，他说：“这样的纪念碑，在全国也绝无仅有，不知现在保护得好不好？也不知每年有没有人去祭扫？”

　　1998年退休不到一年，他就一头扎进重庆火城研究。1953年，重庆巴县樵坪乡一古庙发现的清代巴县衙门档案，为其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资源，就像当初满清入关，对现在的格格戏和宫斗剧亦有贡献。

　　这批从清乾隆元年(1736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共175年的县衙档案多达11.3万卷，排在架子上长达450米，本属重庆至宝，但当时省府要提，不得不交，1965年3月移交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学者要查看，就得去成都麻烦。

　　好在骆振宇从成都牛王庙家里骑车半个多小时就可到花牌坊的四川档案馆，好几个月，他坐在昏暗的大厅里，亲手抄摘原始资料30余万字。

　　“我羡慕北大法律系的老师带学生查清代状子，他们有关系有钱，可以拷贝，没得我苦”。有时他也回重庆找资料，清光绪《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就是他在火城重庆的酷暑中，花了一周多时间，在图书馆一笔一画地手描下来的。

　　他从清代巴县档案和其他有关史料中，清理出渝城发生的大小火案108宗。这些有幸记载下来的案例仅仅是实际发生火案的“冰山一角”，但也多少可以从中揭示火城之谜。重庆之为火城，有三大原因：

　　一是“地势之忧”：即西南乃至全国地方志之祖《华阳国志·巴志》所称“地势侧险，重屋累居”。清代康熙年间户部郎中王士禛船过重庆补充道：“今渝城岁有火灾，盖地势使然也”；二是“季节之忧”：1177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退休还乡游记《吴船录》中，首次给重庆戴上“火炉”的红帽子，说重庆“乃在一大磐石上，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炭燔灼”；三是“人众之忧”：码头人稠、街巷狭小。渝城两江河边码头林立，开九门中，除了通远门，临江、千厮、朝天、东水、太平、金紫、储奇、南纪八门之外的沿江地面，都是码头，也是当时的中央商务区，“烟火渝州千万户”都蚁集于此讨生活。

　　有时只要一颗火星或灯花，就可点燃坐落于“三忧”之上的渝城，经常一烧就从下半城烧到上半城，从长江烧到嘉陵江。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九二”火灾，242年间，莫不如此。

　　火政

　　元代史书有重庆火灾的记载，但宋明两代地方志多在历次战火中荡然无存，有无重庆火灾和火政的记载，无从知道，但从重庆一些古老的地名中，骆振宇还是读出了火政的秘密。

　　重庆城内原有为数不少的大小水池，如西湖池、夫子池、墨池、上莲花池、下莲花池、白龙池、白象池等等，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多为清代以前建造，“这些池子有的景色别致，还建有亭台楼阁，供人观赏，难道它们果真是古人闲情逸志的产物？后来读到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主编的首部《巴县志》时，才找到答案。

　　王尔鉴说：“前人营建城郭，内多凿大池，以水制火，颇有深义。而大小熄火池，命名尤可想。”原来这些池子中，有的干脆就叫大熄火池、小熄火池，这是渝城火政的别样记载。

　　渝城火政最形象的体现，则是七星坎、七星岗熄火池。古人朴素，认为火灾乃天灾，人力不可抗，只好借天道如七星之力制之。所以，七星岗熄火池就成了“火旺水弱”的渝城最重要的消防水池，史载在通远门内，在清代，七星池又称“七星钢”或“七星缸”，现在“七星岗”这个地名，就是从“七星钢”或“七星缸”的字音衍化而来。

　　对七星池这种重要消防资源的轮班照看，又形成了重庆最早的消防组织和消防制度，可能就推广繁衍到全城和后代，直到骆振宇1950年代初在洪崖洞“隔岸观火”那天，都还行之有效。

　　骆振宇书后附录他抄摘于巴县档案的火灾嫌犯原始供词慢慢展开，完全是一幅以火灾为背景的清代渝城民俗风情画卷：

　　谢大斌：“小的在储奇坊江津公馆后住坐，小的家人死了，昨满三年，小的烧化纸钱，被风吹把(屋)烧燃”；吕长兴：“小的在渝十八梯设立油蜡铺生理，本月二十三日夜小的在华光坊收账未家，因父亲染病在楼睡卧，小的幼女与父亲侍奉汤药，上楼照烛点灯，幼女把灯花弹落，不料带入灯草内面，以致失火。”；黄合仙：“小道衲在九皇宫焚献香灯，本月初六夜，小道衲睡熟，神灯未灭，不料神灯失火，被公差带案。”；樊复顺：“小的在渝中坊开设黄糕铺生理，今八月十五日小的烹炖牛肉，因沙锅烧红，牛油烘燃上房，小的知觉，忙拢回家救，被公差拿获。”

　　我们多年前这些街坊邻居，在官家大堂上都自称“小的”，正是这一个个“小的”，燃起了一场场大火。他们的身影和后果，出现在骆振宇编织的诸如“被烟灰葬送的城楼”、“一只鸡引起的纵火疑案”这样的故事回目中。

　　在下个雨京城二环大马路上都可以淹死人的2012版本的时代，读到骆振宇这位标准工科大哥漂亮、结实而生动的跨界灾难史研究，不能不说这是他献给重庆故乡的一份厚礼。

　　(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