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中短篇小说:根源于爱的乡土童谣

　　宁夏西海固地区的马金莲，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位“80后”女作家。在一些期刊上读到她的短篇小说后，我感到她是以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方式，吟唱一种爱怨交加的乡情恋曲，由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年前去宁夏固原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特别去了一趟据说“不长庄稼，只出作家”的西吉县。到县里询问能否见到马金莲，县作协的同志说她在乡下的镇里工作，离县城还有一段距离，叫一下她试试看。我们一行人聊了一会，正准备吃饭时，马金莲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她戴着一顶白帽子，感觉好像是刚从医院出来的护士，一问才知道，这是当地回族女子出嫁以后的打扮。因为当时在场人多，彼此交谈不深，但她留给人的那种质朴而认真的印象，却是历历在目，至今记忆犹新。

　　马金莲在她的小说集《父亲的雪》的“后记”里说，她对把10年的时光抛洒在文字上“并不后悔”，因为从那时候起，自己“一直做着朦胧的文学梦”。应该说，许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梦，但马金莲的文学梦别有韵致——它不仅自发于心，而且格外单纯。正像她在这篇“后记”里所说的，马金莲一直认为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爱好”，无关名声，无关功利，就是因为“私爱”，所以一直坚持至今。这种文学梦想是特别纯净的，因而也是无比珍贵的。

　　我读过马金莲的小说集《父亲的雪》最近又阅读了她散见于各种期刊的一些中短篇新作，如《夜空》《柳叶哨》《老人与窑》《赛麦的院子》《尕师兄》等。这些作品写乡土现实、写乡人情性，题材与主题都相对集中，别无旁骛，套用她一篇作品的名字，那就是“永远的农事”。

　　但马金莲的“农事”书写，不仅与她所属的“80后”们很不一样，也与那些比她年长的前辈们不尽相同。在她笔下，“农事”本身并非重点，她多把乡土与农事作为一种环境氛围，主写它们对置身其中的人们的约制与滋养，以及它在人的青春成长中所烙下的种种印痕。这其中有两个基本点是马金莲最为用心、用力，描写也最为出彩赢人的，即有关饥饿的痛切感受和有关童年的铭心记忆。这两点使得她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和同类写作有力地区别开来。

　　在一般的看法中，饥饿已是久远的往事，尤其与80年代出生的人很难挂上钩。但马金莲的作品告诉人们，饥饿在西部农村，如西海固这样一些地方的现实中仍然会经常光顾，生存问题并非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由于地域的原因，贫穷与饥馑，仍然是困扰西部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的社会性问题。马金莲不仅没有回避这些现象，而且把它格外真切地揭示了出来。在《父亲的雪》这篇作品中，因开春时节正闹粮荒，春耕播种时人们不得不偷吃种粮，哪怕是和上了尿液之后；母亲再婚后，“我”和哥哥寄居二娘家，我们两个孩子加上二娘家的五个孩子，七个人总是抢饭吃，甚至“互相看着对方，恨不得把吃饭的家当也吞咽下去”；而哥哥“总是无声地舔碗，把他自己的碗舔了一遍又一遍，舔过三遍，才放下碗出去”。

　　与饥饿相伴随的，是手头资金的拮据。《掌灯猴》里程风年的女人，为了挣取一点零花钱，跟村里的女人们一起“给人做针线活”，程风年跟踪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女人因为没什么能耐，只是去做一个被其他女人喝来唤去的“掌灯猴”，“连个好掌灯的也算不上”。由于这一发现，程风年原本出于人穷志短的安心，又变得格外不安了。《柳叶哨》也描写了在饥饿的环境中，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关照。贫穷的梅梅与富有的马仁，毗邻同一堵墙，却隔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但是，当梅梅干活累了、饿了的时候，马仁便会在墙的那一边，吹着柳叶哨，扔过来饼子或馍馍，让挨饿的梅梅借以充饥。正是这种带着良善之心的无私馈赠，使长大以后的梅梅难以忘怀少年马仁，遂在出嫁离家的路上手捏柳叶，放声痛哭。在马金莲的饥饿描写里，伴着吃的故事，总有情的相随：或是亲情的关照，或是友情的慰藉，使得个人的生存体验，成为观测人性、察知人性的一面镜子，并使自己的青春成长故事充满了寻常人生的悲凉与疼痛，从而打上了底层乡土生活的鲜明印记。

　　马金莲的小说叙事，大都是采用童年视角，这种童年视角在以童稚的眼光观看生活的同时，还暗含了感恩、自省等多重意蕴。比较典型的例证是《父亲的雪》和《老人与窑》。《父亲的雪》里的“我”因为母亲改嫁，寄居在二娘家，对母亲充满怨尤，尤其忌恨那个娶走母亲的“新爸爸”。这种由离家、缺爱而造成的心里愤恨，在一次探望母亲的回程路上得以化解。“新爸爸”带着病体，却在暗中一路将“我”护送回家，使我感动，也使我愧悔。因为带病护送自己回家，“新爸爸”累得吐血，从此落下病根，不久去世。而“我”则因为忌恨他，“始终没有叫过一声新大”。新爸爸没有了，有的只是漫天飞舞的白雪，那场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场雪”，因为那是“覆盖父亲的雪”。如果说《父亲的雪》表现的是忏悔的话，那么《老人与窑》则更多地表现了感恩。八岁半的“我”，因为家里需要劳力挣工分，征得队长同意，给放羊的老疯子去当助手。“我”在心里一直对穷酸的老疯子看不起，但老疯子却在放羊之余，教我识数、教我念经，并在风雪交加中背我回家，使我“在他的背上突然长大”，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无知，甚至“卑鄙”；由此，“我”开始敬重老疯子，最终成长为一名人人尊敬的“阿訇”(老师)。在老疯子去世之后，“我”一直想念他，觉得他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那么殷切，那么渴盼，那么凌厉，那么慈爱”。马金莲笔下的这种童年生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童年生活，而是小大人式的，是在自给中自立、在自尊中自省的。这种童年因此也就有了人性的温度、人生的厚度。

　　马金莲小说的显见特点是采取童年记忆的视角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而她的作品叙事，又非常注重营构日常化的故事，编织人性化的细节。此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马金莲的小说语言，尤其是那种拟人化的景致描写，以及几近一种幻化的通感表达。比如，写大雪中的白杨，她说：“路旁的白杨树肯定在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将身子蜷缩，打出一个无声的寒战。”写踏雪而行，她说：“雪花在脚下呻吟，他们似乎也有生命。”写雪花飘落，她说：雪花“前拥后挤地从云缝处向下落，等飘到半空的时候，它们好像不愿意落向地面，犹豫着，悠悠然，又有点无可奈何地落到实处。”描写麦子地成熟，她说：“一地麦子，就像一地怀着娃娃的大肚子女人。”形容时间的变化，她说：“时间像生长在我们崖顶上的那些刺，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果落了一地又一地。”无论是用具象比喻抽象，还是以拟人的方式写景状物，马金莲都在孩童的眼光之中，充满着对自然的呵护和对生命的敬畏，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悲天悯人的情怀溢于言表。这种超常的艺术感觉，与其说是童稚的，不如说是天然的。

　　鲁迅在谈论创作时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这应该是对好的文学创作的一种诠释。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也可作如是观。从视角、人物，到故事、情趣，马金莲的小说都是爱心与善意的天然流露，不事矫饰，自然而然。因此，她的小说写作，是不折不扣的根源于爱的乡土童谣。(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