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摄影师复原历史：在沪收集105块犹太人墓碑

维拉夫妇在迪文(右二)的收藏中找到了维拉母亲的墓碑

　　特约撰稿 花眼

　　被国家电视台派到上海工作之前，以色列摄像师迪文·巴加尔(DvirBar-Gal)并不了解100多年前的上海曾与犹太人有一段特殊情谊。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被纳粹的铁蹄驱赶得颠沛流离，从欧洲历经苦难来到上海，也不知道，上海人曾用并不坚强的身躯，无私接纳2.5万名犹太难民。当他漫步在烙印着明显欧洲建筑风格的提篮桥一带，特别是看到佚失在历史中的难民公墓，他震惊了，同时，也感到一种心疼。从寻找散落各地的难民墓碑开始，他给自己树立了一座新的坐标——复原和镌刻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移居各国的难民后代们找寻到自己的根，也让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这段情谊源远流长。

　　2002年走上寻根路

　　2002年，朋友的一封邮件打破了迪文的平静生活。邮件中，有一些关于前往犹太人聚居区的路线指南，还附了两张正在上海古董店里出售的墓碑照片。迪文起初并不感兴趣。然而，他后来逐渐了解到在上海的犹太人历史，以及犹太后裔一次次来到上海想瞻仰先人墓地却失望而归后，他意识到自己该做些什么了。

　　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公布的《上海名园志》记载，“在二战中沦陷期间，该公园是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墓地。1958年，包括霍山公园在内的4座墓地中的3700座墓被一起迁往上海西郊国际公墓，霍山公园被恢复为公园。”60年代，西郊国际公墓受到冲击，之后，墓地又被一家工厂取而代之，于是，承载着犹太难民家族记忆的墓碑散落各处，大多下落不明，小部分则在当地农民家中或村庄建设中被当成建筑材料。

　　迪文坐不住了，马上赶到古董店，他以800元价格买下一块字迹并不清晰的墓碑。

　　找到第一块墓碑历时一年才买下

　　两天后，迪文从古董店接到好消息：“在青浦区徐泾镇民主村里，有许多老外的墓碑。”迪文租了辆面包车，一路打听到这个偏僻村落，然后逢人就打听“有没有外国人的墓碑？”村民们认为，迪文一定是个古董商人，想把墓碑运回以色列高价出售给逝者的后人。

　　村民老盛家有20块墓碑，最显眼的一块铺在地上作砖头用，老盛开价500元，一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迪文很无奈，因为他不知道最终将收集到多少块墓碑，更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代价，所以，他不敢答应“这个昂贵的价钱”。

　　迪文没有介意村民们的议论，他旁若无人地趴在小石桥上，把头钻进桥洞里，确认桥基中的大石块；或雇来吊车，把埋在河底的石块吊装出来，用河水清洗泥污；又或者在污水管道上，搬开井盖，翻过一面来，抚摸上面依稀可见的“大卫王星”(六角星形，犹太民族的标志)。

　　一年后，老盛的妻子被迪文感动，以100元的低价把墓碑卖给迪文。后来，老盛一家把20块墓碑都给了他，占了迪文收藏总数的1/5。最初陪迪文去民主村的导游兼翻译张荣与之成为好友，一直帮忙争取村民的支持；住在民主村的大学生杨莉莉也陪他挨家挨户拜访。

　　难民后裔慕名来沪寻根

　　迄今为止，迪文已收集105块墓碑，其中30余块通过他开设的 “上海犹太人纪念项目”网站，找到了墓碑主人的后代。

　　网站2003年建成不久，迪文收到一封俄罗斯籍犹太人维拉女士从澳大利亚发来的电子邮件说，从网站上找到了自己母亲的墓碑。1929年，维拉的父母从俄罗斯来到上海，生下她和哥哥，1947年母亲因病去世，埋葬在今天的惠民公园，两年后，她和家人离开上海，定居澳大利亚。1995年，她和哥哥回到上海，但没能实现祭奠母亲的心愿。

　　来沪拜祭完母亲，维拉告诉迪文，在澳大利亚父亲的墓碑上，她镶嵌了一块铭牌：“父亲，母亲的墓碑已经在上海找到了……”但维拉从未想过把“母亲”带回澳大利亚，因为，这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犹太后裔和她有相同的信念——上海是曾受过上海恩惠的所有犹太后裔的家乡。

　　希望用纪念地镌刻历史

　　迪文今年在莫干山路的工作室里举办“镌刻出的历史——上海犹太人纪念地概念设计展”，吸引了几百位参观者。在展览上，他郑重提出在沪建造一个犹太人纪念地的设想，并展出9份风格迥异的方案。但因为墓碑的权属难以定论，以及担心纪念地墓碑林立会遭周围居民反对等原因，迪文的梦想目前仍停留纸上。

　　但迪文相信，“近百年过去了，上海和上海人对犹太人的情谊依然如故……”不久前，福寿园向迪文抛出橄榄枝，热心文化的公益人士也积极为迪文介绍其他地点。这点点滴滴，都让迪文看到了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