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2)

　　张宏杰：盛世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残忍而多变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此外，他受《易经》影响很大，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在书中，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堪称惨绝人寰，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后代文人赞美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还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从性格上论，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可一旦危及皇权，他也会变得很残酷，动辄灭族。所以说，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

　　为何错过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而18世纪，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主动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