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改编成话剧 关注生活写实小说渐“升级”

　　关注生活写实小说渐“升级”

　　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首次被改编成话剧，并于本月初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引来多方关注。与此同时，小说《活着》也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活着》是被誉为“中国内地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的余华在1992年创作的一部抒写了“真实而艰苦生活”的小说。余华说，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之书，他的那本就是《活着》。《活着》自面世以来畅销了20年，究竟魅力何在？它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记忆与期许？昨日，记者采访了渤海大学教授周景雷。

　　现状：《活着》仍受读者追捧

　　周景雷认为，《活着》是一部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它用贴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了一种淡薄而又坚毅的力量。死亡是其中一大主题，但“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涵义。

　　周景雷说：“其实余华在作品中为我们梳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单纯地活着，一个是如何复杂地活着。他把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处理，不仅有效地增大了作品的张力，而且还促使人们对生活本身进行一个有深度的哲学思考，那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对命运是顺从还是反抗等等。在作品最后，主人公徐福贵将一头待宰老牛买回，与之相依为命，互为‘福贵’，我认为正是对这个主题的有效表达和升华。这种主旨或者说意蕴，我想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得到。 ”

　　日前，记者从北方图书城、沈阳新华购书中心等各大书店了解到，当下《活着》仍为畅销书，且销量看涨。虽然是纯文学小说，但仍受到读者的追捧。

　　评说：“小现实”反映“大道理”

　　周景雷表示，《活着》既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前者说明它的当代性或者现实性，它符合一般的阅读口味和大众趣味；后者说明它的超当代性和超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活着》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经典的行列。也就是说，《活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关于人世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比如徐福贵的祖辈们从养一只鸡开始的发家史、奋斗史和从赌博开始的衰败史以及面对这种衰败的豁达等，比如龙二设计赢了福贵的万贯家财，成了地主，但却在土改运动中丢了性命；再如福贵的外孙在饥饿的年代，因吃多了从老鼠洞中挖来的黄豆导致肚胀而丧命等，讲述的都是“福祸相依”的基础性道理。

　　所以《活着》这部小说在一个宏大的“活着”的主旨下，确实可以延伸或者解读出诸多的命题。这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而至今仍畅销不衰，原因很多。除了上面所讲的它的主旨契合了人们的期许外，还在于这其中鲜明地体现了余华在先锋时期的一些特点，比如零度情感、冷静旁观、苦难残酷等，同时也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相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多元化的文化走向，这为人们反思历史提供了契机和平台，所以《活着》本身即具有了反思历史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作为思潮的“新写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还原为生活本身，作家们很关注原生态的生活，小人物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样既是徐福贵这个人物诞生的文学环境，同时也是所谓的“底层文学”诞生的先声。余华的另外几部长篇，如《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大都如此。

　　对比：众多“活着”具时代特质

　　周景雷说：“与《活着》同类型、同时代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活着’。 ”

　　周景雷认为，与现在的文学创作相比，上述作品更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质，体现了人物，尤其是弱小人物在面对复杂多变时代的无助与无奈，以及他们对历史与命运的顺从。虽然这些创作与生活零距离，不掺杂个人情感，但它们还是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意义，从而也就具有了启发性。但实事求是地说，问题也正是出现在这些方面：它们对庸常的追求、对生活的原生态描摹，不仅消解了崇高与理想，也使它们的思想性和深刻性遭到了削弱。

　　在周景雷看来，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显然已经度过了“新写实小说”时期，但这并不表示“新写实小说”就没有人写了，相反可能写的人更多，对日常生活的描摹更加广泛。其实近些年流行的所谓“底层写作”，正是对这一思潮的延伸和改造。周景雷说：“总体来讲，当下的小说创作更加多元，所提供的审美经验也更加丰富，价值追求也更加分散，其成就有目共睹，但其缺失也显而易见。 ” 记者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