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社会学家首创蚁族概念 在鲜花与骂声中前行

　　廉思 “80后”社会学家，首创“蚁族”概念，近来推出新书《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深圳晚报记者 谭宇宏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廉思的名头可能不像易中天或于丹那么响亮，但如果提起“蚁族”这个概念，估计很多人都对它所代表的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有最直观的了解。2009年，“蚁族”成为中国十大流行语。2012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收录了“蚁族”一词。因为首创“蚁族”概念，廉思从一个无人知晓的青年学者变成备受关注的“80后”社会学家。

　　伴随着鲜花掌声和诘问谩骂一路走来，廉思和其团队始终坚持“社会调查”，“发现当代中国的现象和问题，并将之呈现出来，引发社会的思考，这是团队的使命和责任。”2009年推出《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2010年推出后续《蚁族Ⅱ——谁的时代》，今年秋季，他们推出了《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谈及这些年的调查，廉思说，自己研究的都是知识青年，“因为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意义，才促使我展开研究。”从大学毕业生到高校青年教师，再到“80后”“90后”新生代的海归，廉思准备推出知识青年三部曲，他说目前已推出“蚁族”和“工蜂”两部，海归的问卷设计已经完成，正在展开调查，预计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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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容颜”

　　从1998年入读人大，继而读研，读博，毕业后到北大攻读博士后，任教对外经贸大学，廉思说，自己在高校待了14年，对高校教师最熟悉，了解他们的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是自己写工蜂的一个感性的原因，真正促使他做高校青年教师的研究，还是基于他对知识青年的关注。

　　在廉思看来，“工蜂”是“蚁族”的老师，“工蜂”把知识传授给“蚁族”，“蚁族”把“工蜂”的思想带到社会中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青年教师就是“时代的容颜”，可以通过知识青年这个点，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这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路径和渠道。

　　谈及个人身份，廉思直言，对“工蜂”这个课题研究来说，不是优势，反而是劣势。“你处在环境之内，太近了，会忽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也会干扰你的研究，甚至你还被内化了，所以要在研究中把自己抽离出来。”廉思带领他的团队做调查时，要求不要写成“高大全”的“我的老师”式的作文，而是要把高校教师还原成普通的一个人，描绘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做评论，真实记录下他们的奋斗、求索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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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工资做调查

　　从2011年1月到2012年6月，一年半的时间，廉思带领30人的团队完成了高校青年教师的抽样调查。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5个城市，共135所高校，发放5400份问卷，收回问卷5138份。

　　“72.3%是压力族，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随着首份《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面世，“工蜂”一词变得广为人知。

　　“‘工蜂’的体型小、位阶低，却是社会金字塔的中坚分子。”廉思告诉记者，如果“蚁族”描述的是底层大学毕业生，“工蜂”则更多凸显了凭知识资本而升入“夹心层”人群的困惑。

　　当年《蚁族》中有一个大学生是真名，其他是代名，今年的《工蜂》中，有一个北大老师用的是真名，其他也是代名。

　　廉思坦言自己也是“工蜂”，也要为生活打拼和挣扎，自己这些年做课题和社会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冷嘲热讽，数不胜数。“就拿‘蚁族’来说，印了将近10万册书，所得稿费和版税远不够调查的开支。以‘工蜂’为例，调查花了40万元。我自己是一名副教授，人微言轻，我所能申请到的课题经费最多不过五万八万，剩下的都是我垫进自己的工资收入去做调查。我们所做的研究不是闭门造车，不是憋在屋里就能写出来的。我自己也要到一线去发问卷。”

　　“我们这种自发性社会调查，没钱没人，全凭借个人兴趣和爱好。科学的分层随机抽样需要完整的抽样框，这需要权威部门提供高校的青年教师名单，并从中抽取。但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这种调查团队也只能做到如此，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事实上，《工蜂》的作用并不仅是要提出这个概念，而是将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拉到群众的视野中。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的全国范围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抛砖引玉，推动针对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生活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至于更为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那是永无止境的。”针对社会上某些人对该调查的苛责，廉思如此“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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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团队

　　廉思透露，他的团队有30人，都是“80后”、“90后”，大部分是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和北理工的学生，还有一些已经毕业参加了工作，他们是最早的一批，从“蚁族”调查一直坚持到现在。这30人都是义务调查，利用晚上和周末开会研讨，没有任何报酬。廉思团队有三个特点：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各取所长。三是团队成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职务高低，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这么些年来，团队的调查水平不断提高，磨合程度更加默契，研究能力不断加强。

　　“‘蚁族’的关键词有两个：奋斗和梦想，《蚁族》这本书主要是呈现社会现象。如果你看到《工蜂》，你会发现，更多的是呈现纵深的东西。我们研究‘工蜂’，不仅给出了宏观的数据，给出了微观的个案，还有纵深的思考。”

　　廉思说，“工蜂”的关键词有很多，比如坚持和妥协，自由与枷锁，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出世与入世的纠结等等，难度很大，分化也很明显。有北大同学举过一个简单例子，同属40岁以下“工蜂”，历史系老师骑自行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老师开高档轿车。理科“工蜂”申请的科研经费几百万元不算多，文科经费几十万元已不算少。谈“工蜂”很复杂，离不开高等教育制度、科研评价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以及与媒体的关系等等。

　　廉思直言，当代中国并不缺乏观点，缺乏的是事实。我想，后人过几十年再看我们这个时代，他看到的不光要有宏大的叙事和冰冷的数字，还要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才最让人感动，这就是《蚁族》和《工蜂》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工蜂》中约取了6个访谈，从历史的纵深来谈高校青年教师，从民国一直谈到现在，拿一句话来说就是，“读懂以来，理解当下”。

　　谈及未来，廉思说，有了这些年的实地调查和一手数据的积累，团队将沉潜几年，力图做理论的深化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