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扒黄河花园口阻日军 89.3万人死亡(图)(4)

　　选址关帝庙

　　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

　　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

　　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

　　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

　　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

　　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