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话语刀客”，把批评视野放到现实秩序内层

　　我对自己喜欢的报纸或者杂志的阅读，肯定不算细读，乃至精读，除非写什么文章涉及到相关文章观点以外。一般情况都是粗读、浏览，达到知道作者在想什么，以及由此而推知这些人或那些人差不多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线就行了。

　　对2011年至2012年9月间一些重要文艺文学报纸杂志的阅读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文学批评”问题似乎在这一时段被格外突出了，讨论的文章也就异常之多之杂。“多”是因为相关报纸、杂志都几乎开有讨论的栏目；“杂”是说对于文学批评的指责(远胜于正面肯定当前文学批评的文章)，上至文艺家批评家作家，下至媒体记者、一般读者和文学票友。成色相当不同的“药方”使人感觉当前文学批评的门槛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谁都可以指着批评的鼻子骂骂咧咧，但谁都仿佛只是图一时嘴上痛快而已，隔山打虎、隔靴搔痒。若任意挑选出一两条措施照着去做，无疑使批评更糟，而不是更好。另一方面，据说当前文学批评问题确实大，而且这个大中所谓学院派批评更大。从哪里看到的呢？从近些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刊物和一些文艺专业报纸所开相关栏目，这是两个主要来源。比如最近围绕着“有效性”、“优良文风”，还有其他一些文章，谈着谈着明显已经露出了马脚，实属没话找话、没毛病挑毛病，过来过去是鲁迅怎么样怎么样，李健吾怎么样、李长之怎么样、沈从文怎么样，等等。对于读者真要知道的今天的批评，文章却藏着掖着、遮着掩着，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直观判断是，这些指责批评的人，其实没几个真读过当前时代中国批评家文本的。不了解或了解的多为流传的口水，文章又不能不写，时髦又不能不赶，于是，“有效性”、“优良文风”的殊荣就只有批评史教材中的一些人分享了。

　　闲话休说，言归正传。我在这里只想就我所阅读过的指责文章在宏观方面谈点不成熟想法。

　　我不拟提具体人的具体文章，因为在我看来，提具体人的具体文章除了助长其话语刀客的“真理感”外，再没有任何意义。可能的话，想就某些人的某些文章——在我这里都是产生于具体人笔下的文章，谈点普遍性问题。

　　首先是“求真”的问题。“求真”是指责者对批评“不真”最为痛心疾首的批评，因此也就成了指责当前批评“失真”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一路文章，总体上就属于用批评实践落实“求真”的性质，一般是具体的作品论。第一个以“真实”发表作品论的人是谁我忘了，但这个人所出示的挑文学作品语病的批评模式至关重要，它无疑是暗合“人们”所谓“求真”标准的，或者说，它就是当前批评所谓“求真”的具体条件。从第一篇作品论“跟读”到今天，恕我直言，作家的语用、语病、人物穿帮、细节失真等问题，的确值得去好好分析，它肯定是一个时代学风的最直接反映。然而，如果把这个低层次问题等同于批评的“求真”，尤其等同于课堂上给学生批作文，那么，该“真知”恐怕就变味了。不错，我这话一出口，我即刻就能听见某种更咄咄逼人的反驳之声——“小学”不存，何以问鼎“大道”？事实即便如此，不过，当批评本身——我指批评主体性、批评视野、批评话语，堕落到句读层面，除了勉强表明该作者曾在细读上下过功夫，有点“乾嘉学派”遗风之外，批评的“大道”都无一表露，还怎么谈文学的“大道”？更为掩人耳目的，当然是我感觉到的一点是，所求的这个“真”，据说要力求对细节进行证伪。迄今为止，我都未能理解透“细节证伪”的措施怎么落实，只能从批评文本琢磨出一点信息来，仿佛在于强调，要批评某一细节，必须先自己经历一番该细节，或者至少要自己体验一回该细节，这可能吗？常识告诉我们，你尽管有权批评几个妓女的勇力和忠诚，但你无法再过一次南京大屠杀的惨痛生活，你的知识使用即便充满文献证据，你也不可能告诉作家或影视编剧，你的细节就一定是经得起再三推敲的(电视剧《金陵十三钗》和小说《金陵十三钗》)。雷蒙·卡佛十年之内对《一件好事儿》(短篇小说)进行过三次改写，他改写的目的恐怕不单是为了面包师傅几次“威胁”电话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实在是“威胁”这个叙事准确不准确，以及失去了儿子的夫妻，特别是妻子是如何令人信服地度过精神难关的问题。读者在难关体验中获益，是因为读者在作家的最后一次修改中，充分地领受到了作家的话语意义。你有条件印证“十七年文学”中细节的不实，但你不能在你的印证中给出满意的价值观，而且如此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解构，最后的一刀恐怕只能解构文学的基本信念。这样的批评，文学只能一步步被推到纪实、报告的层面，而仍然失察于当今人们的心灵体验。考证细节的真实性鼓荡的一个直接批评后果是，明明评的是某作家新出或新发表的作品，这一考证却给当日的评论赋予了一种回溯式庞大论述体系，不拉出该作家、该类型作品的历史书写流程，便不足以完成当日作品中本来是当日的观点态度。不消说，当日的观点，当日的感知，只好让位给一大堆陈腐的旧知识，让位给“教案化”的学术流水线。人们不但看不到此时的体验，同时也感知不到由此时体验生成的意义生活。而这种意义生活可能只配书评来凸显，这时候却不幸由批评的宏大体系来担当了。“大道”就在这里流产了。它流产于“知识”，流产于理论谱系，流产于与当前时代隔绝的安全美学。

　　台湾学者、作家张大春在其《小说稗类》的某一章中曾说过，文学的真实性并不是细节准确不准确，而是细节出示了一种准确的范围；海明威在访谈中第一次提出他的“冰山”理论时，特别强调，伟大的作品是从对于不正义的感觉中产生的。他说，伟大作家是不怕震动的、有本事辨察谎言的人，他把这个品质叫作“作家的雷达”。意思很清楚，文学的真实并不是现象学的真实也不是纪实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是他所谓从人们的知识、了解到经验所创造出来的并不能等同于现有知识、了解和经验的东西。那么，作为二度求索真实的批评，总不能又把作家的真实反过来拉回到具体的现实、现象和纪实吧？需要格外用力的恐怕是进一步戳穿通行的现象学真实、纪实思维真实和现实秩序所允许的真实。

　　其次是“道德伦理失范”问题。简单说，“道德伦理失范”问题是所谓“求真”批评中的一个自然过渡后果，而不是来自社会视野的理论观察，至少不是在当前现实秩序内层发力的结果。说穿了，停留于并把玩于所谓单纯艺术的“真”，道德伦理失范就只能是个体的问题，而不会上升到时代整体的高度。也就意味着由此而生的批评话语，正好陷落在了哈维尔批判过的后极权时代所鼓励的“内在的消费主义”的窠臼。把个体、个人——在文学创作中通常表现为叙事视点的人物精神状态，当然地视为作家意识、社会意识的应然存在。批评在“内在的消费主义”思维下求其“自由”、“民主”，毋宁说是对既有现实秩序的赋形，而绝不可能被理解成对既有现实秩序的批判、省思。如此而得来的“道德伦理失范”的正值，其实经过一大圈的绕行，最终成了对一个作家、一个个人的规范——尽管有时候以“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名义出现，但本质上触角不会深入既有现实秩序。相反，多数时候，至少在我读过的类似批评文章中，反而是以“真理”的名义出现的。这种巧妙的、甚至当事人也不见得清楚的转换中，批评因为“道德伦理失范”而看起来好像有了那么一丁点问题意识，其实这个关键处的批评正好走向了彻底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

　　为什么呢？不妨举一小例来说。

　　比如近来涌现的一些批评列队者，特别喜欢用“半部书”、“八股八卦”、“申请一堂课”等等来说事。其实，你认为失败的半部书，在别的知识影响下的批评家看来也许还是成功的半部书，依此类推，“八股八卦”、“一堂课”都有相反的例子作支撑。这就是情感批评、道德批评的悖论——话语不做更新，只凭一己之见，就想谈清楚一个本来不止在情感、道德伦理范畴的问题，批评只好滑向可笑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坊间是非纠葛层次，而不得迈进学理半步。权衡利弊之后的指名道姓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有“勇力”，那是因为对象是地道的弱者，充其量不过是凭资历混迹得似乎有了那么一点话语权的批评家或者作家。而这样的批评，对于现存秩序之所以王顾左右、支支吾吾，一则目前的气候的确不便于表达真想法，一则从行文修辞、心态来看，我的贸然判断而言，恐怕实在不知说话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性质，也不知该怎样言说今天的思想所致。你别以为文章张口闭口“思想性”、“优美”、“审美”就以为该作者真有什么思想性、真在推行什么优美文风、真在践行什么不得了的美学。对自己时代的判断没有一个基本概念，对自己脚下社会性质的观察如果并不比烤红薯者、出租车司机随口说出来的高明，所谓思想性、优美、审美——依我的观察，的确仍然是古代文论、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已经说出的那点东西。

　　我说这些，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那些龇牙咧嘴的指责文字，背后的那个主体难道真的不知道身处的现实秩序吗？答案是否定的。就算该批评者完全脱离“基层”，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或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反复论述的现时代的特征——“新穷人”，不会离那个个体远多少，可能的情况只会是，该主体压根儿就不清楚在什么立场说话罢了。

　　总之吧，除了以上两个整体感知外，其他的还真都是些常识中的常识，最显眼的比如说，音量和分贝的问题。我发现，凡题设“真知”、“道德伦理失范”，还有“学院派”，指责者的调门一定会提高几倍，那架势恨不能一家伙置人于死地。这其实正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巧妙地转移了问题的本质，把个人问题上升到至高点，一定程度就是弱化、消解根本社会问题。虽然根本社会问题有时候反映在个体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中，但根本社会问题与个体经过消化处理、甚至同化后的反应，仍然不是同一个问题。

　　下面，为了清晰起见，也为了使我的观点更集中一点，我把前一段时间写到自己博客上的一段感想贴在下面：

　　对于一个以“口食”、“热点”、“现象”、“自我事件”、“文化信息”、“口水”等等为注意力的时代，不可能有什么向下沉的思想内容。这和观赏美女大腿、谈论三流明星绯闻是一个性质。什么都“全球化”，什么都“全国化”，等于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哪怕是谁，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他的所思所想也都首先是对威胁、胁迫自身的具体权力的发言。如果张嘴闭嘴“先前怎么样”、“祖上怎么样”、“过去怎么样”，不是说“先前”、“祖上”、“过去”突然厉害了，是说该个体突然空了。这与近年来某种呼吁白开水式批评文风不无关系。“工具论”时代，一句日常用语就能迅速流传起来，那是精神贫乏的表征；现在一旦有什么刺激，就表现得异常亢奋，是空白的表征。当代中国批评者—— 一些没有问题史的批评列队者，已经深陷至少两个误区中还不自知。一是误把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起来的福柯等人的“话语”秩序革新，当作简单的批评技术主义，弃之如敝履一般；二是把哈维尔所谓后极权时代的“内在的消费主义”误当作“个体”、“个人”、“主体”的登场，捧之奉之迎之如宝物一样。如此一来，当前的批评列队者在干什么呢？不知道该干什么。想什么呢？不知道在想什么。干的是关于自己的事，想的是有关自我的事。热剩饭，炒信息，自恋标榜，等等，不过如此。但是，行文中，你完全能感受到批评者眉头紧皱、牙关紧咬的“铁肩担道义”模样，这就是真正的荒谬。

　　最后，允许我套用我尊敬的某学者曾用过的一个词——“话语刀客”来结束这篇小感想。按照该学者的论述，话语刀客者，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以语词暴力的方式粗暴地、武断地判断事物，以体大量大的修辞措施干扰视听，从而达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效果。因此“话语刀客”也叫“话语暴力”。大家都想当一剑封喉的刀客，都想一下笔就构成一桩点击率老高的事件，人明明还要活下去，文学明明还得存在下去，批评也自然还得跟进下去，那么，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话语刀客”之后，还能整点啥？

　　我的浅见来说，如果把视野仅限于文本内，“勇力”就很容易上升到个人利益权衡的使气，至多也不过是人言言殊的道德伦理口水战；如果把问题——批评的“说真话”问题，潜在地设定为是对具体个体或具体文本的指名道姓，那么，我们的批评可能连应试教育阶段语文课堂上分析作品，在最后通常要涉及到的“社会根源”分析意识水平都达不到，还谈什么有效性呢？

　　(牛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