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全集》校勘本面世：再读卡夫卡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名字自二战后开始轰动世界，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亦为我国读者广为所知。他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涌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文豪，与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芙和美国的福克纳等作家代表了现代主义在小说创作领域的最高成就。日前《卡夫卡全集》中文校勘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卡夫卡属于犹太民族，生长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由于布拉格当年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一部分人，包括卡夫卡的家庭在内，接受的是日尔曼文字和文化，故卡夫卡与同时代的同乡诗人里尔克一样，均属于奥地利作家。

　　奥匈帝国解体后的奥地利在地理上诚然是个小国(仅720万人口)，但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乃至艺术版图上却是个大国。在现代主义的文学星空中，除了小说家卡夫卡和诗人里尔克，还有几乎与卡夫卡旗鼓相当的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以及小说家古斯塔夫·梅林克、弗兰茨·韦尔弗(兼德奥表现主义运动领袖)、阿瑟·施尼茨勒(兼戏剧家)、卡柰蒂(后加入英国籍，诺奖得主)；诗人胡果·封·霍夫曼斯塔尔、保尔·策兰和英革伯格·巴赫曼以及三位所谓“后现代”的双栖作家托马斯·伯恩哈特、彼德·汉特克和前些年的诺奖得主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此外西格弗里德·弗洛伊德和古斯塔夫·荣格堪称他们的精神领袖。这样一个强大的现代主义作家阵容，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任何文学大国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时期的奥地利现代主义文学，除了维也纳，布拉格是它的另一个中心。因此布拉格在现代日尔曼文学史中成了“布拉格现象”。

　　作为欧洲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要认清卡夫卡，除了必须对当时欧洲的状况，特别是奥匈帝国的现实有所熟悉以外，还必须对这一思潮的某种哲学语境有所了解。20世纪的现代主义思潮是欧洲人文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欧洲专制王朝普遍解体后人类在这个地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涌现了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它们剧烈地颠覆了传统的价值法则和话语方式，用德国著名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汉·马耶尔的话说，卡夫卡“改变了德意志语言”。这里的语言当然不是属于语言学概念，而是指思维方式，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总的看来，卡夫卡的思维方式跟一个新的现代哲学流派即存在主义有关。这个哲学流派自19世纪中叶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创始起至20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崛起，形成一股相当大的思潮，并深深浸润了文学，主要是非社会主义文学。存在主义对世界有一种陌生感或荒诞感，从而形成一种“异化”意识，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朝着与人的自由本性相反的方向离异或发展，因而那依赖种种文明条规维系的此在生存是令人“恶心”的，因而构成对人的生存的一种威胁。所以存在主义笔下的人要么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他。存在主义文学很关注人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境况，注重那种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这赋予文学以更具“人学”的本质。卡夫卡本人没有谈论过存在主义或“异化”理论，甚至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惟一出现过的“异化”(Endfremdung)这个词在具体语境下也不当“异化”解。但他第一次读到克尔恺郭尔的著作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称“像朋友般交谈”。卡夫卡的写作不是单纯的审美需要，而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一种对现实梦魇经历的独特内心感受。他笔下的人物与其环境极不协调，二者之间往往是“野兔与猎狗”的关系：一种强大威权威慑下的走投无路的灵魂磨难；是脉脉温情掩盖下的真实的冷漠；是“目标虽有，道路却无”的荒诞；是“为你而开”的“法的大门”、你却等到老死也进不了的悖谬；是你自以为跑了多远，最后发现不过是在一个圆周上循环的徒劳……这种黑色幽默式的滑稽与荒诞，明显是对传统世界观的颠覆，而这正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征。无怪乎卡夫卡在生前发表的那些作品尽管都是杰作，却并未产生多大反响，而当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在40年代盛行以后，卡夫卡的名字很快越出德语国家的疆界，在世界传播，以至成为萨特笔下其名字出现得最多的作家。当然卡夫卡具有多重解释性，光有存在主义的观照显然是不够的。社会学、阐释学、现象学、民族学、现代心理学、接受美学等都是重要的参照。

　　文艺作品内容的改变必然引起形式和风格的相应变化，这就决定了现代主义运动带有美学革命的性质。难怪有人说：“卡夫卡是从文学外走来的。”就是说，他那种书写方式是不符合文学固有的创作规范的。故“反传统”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使命。它带着新的面孔和装束出现，一时难免冲击人们的审美习惯，让“文学内”的人感到陌生，不予承认。因此在新的时代审美信息在读者中普遍觉醒之前，这些时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注定要经历一段孤独时期。因此虽然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1912－1922)处于德、奥表现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1910－1920)，但卡夫卡并没有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坚人物，甚至也没有引起同仁们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表现主义概括不了卡夫卡的所有特征，事实上他除了跟表现主义，还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甚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可以说在所有现代主义代表性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个具有他这样的美学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卡夫卡不只是属于某一个流派的，他是属于20世纪的，是属于整个现代主义运动的，因而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文学之父”。

　　卡夫卡的作品大致分为三类：想象型、思考型和抒情型。想象型指的是创作。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无疑是小说——长、短篇小说，这是他文学事业的核心，约占他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一篇幅。短篇中有一种篇幅极小的类型，我们称之为“轶事”，类似我们这里现在流行的“小小说”或“微型小说”，其最短的篇幅只有61个字！这种“轶事”可是卡夫卡的天才见证之一。方家们公认其堪与德国文学史上两大轶事高手克莱斯特和黑贝尔相媲美。思考型的著作包括箴言、杂感、随笔和日记。卡夫卡的日记亦别具特点，即它不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对日常见闻或所接触事物的思考。抒情型主要指他的大多数书信。他的书信的篇幅超过了小说，约占全集五分之二的分量，其中约三分之二都是写给他的前后两位情人即菲利斯和密伦娜的情书。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是个思想家型的作家，哲学思考渗透着他的各种类型的书写。可以说，思想是他的这部全集的灵魂。这使他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人文和文献价值。卡夫卡文学事业的这一特点，纵向上与日尔曼文学的精髓一脉相承，横向上亦与现代主义的精神完全相通。

　　严格说来，卡夫卡不过是个业余作家，他的全部文学业绩都是8小时以外的得获。同时他又是一个早夭的作家，在他仅有的41个天年中，从接受缪斯造访的那年，即写出成名作的1912年算起，可用来创作的岁月不过12年！而在这样严酷的境遇中，命运又派出那个不治之症的邪恶的病魔去折磨了他7年！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以“一个男子生之欢乐”的代价换来了人类的精神瑰宝！但这也许原本就是上苍的设计，让他前进的每一步都变成惊心动魄的生命冲刺！

　　今天我们能读到卡夫卡的作品，除了首先应该感谢并怀念作者本人以外，显然还必须感谢那些卡夫卡生前和身后帮助和成全过他、使他的这些珍贵稿件得以保存和问世的人们。首先我们不能忘记的无疑是卡夫卡的那位终身挚友马克斯·勃罗德了！这位犹太同胞和大学同窗慧眼识珠，在卡夫卡本人还羞于发表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动员、说服、甚至“强求硬讨”，使作者一篇篇拿出稿子去发表。尤其在卡夫卡死后他断然否定了作者晚年的毁稿之嘱，不惜耗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卡夫卡留下的大量散乱的遗稿一一整理出版。须知他自己也是个大忙人啊(他是作家兼艺术批评家，而且在当时比卡夫卡还著名)！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两位先后与卡夫卡恋爱过的女性。一位是菲利斯·鲍威尔，卡夫卡5年内与她先后订了两次婚，两次都解除。卡夫卡曾自责他给这位姑娘带来了不幸，但菲利斯依然珍惜这段不寻常的感情，一一保存了5年来卡夫卡写给她的517封信件，虽然她并不爱好文学。另一位是密伦娜·耶辛斯卡，两人有过半年的热恋，失败后她也完好地保留了卡夫卡写给她的不下18万字的大量信件。尤其是在纳粹把她投入集中营并把她杀害之前，她想方设法托友人及时转移了这些信件，这就是广受读者喜爱的《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这两位女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还让我们看到了崇高。

　　卡夫卡生前我国读者对其尚一无所知。但他逝世后不久，即在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不久的1930年初，卡夫卡的名字亦开始为我国文坛所知晓。当时已知名的赵景深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用了五六百个字首次介绍了他。此后近20年亦可在国内报刊上零星地见到他的名字。但在1956年前的斯大林主义盛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被视为“颓废派”而加以禁止的。1957年，趁着“解冻”的微风，来自卡夫卡故乡的捷克权威文学批评家保尔·雷曼首先从社会学角度肯定卡夫卡的正面价值。两年后前苏联文学界也跟着对卡夫卡“解冻”。1964年扎东斯基院士甚至写了3万余字的长文对卡夫卡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反修”正甚嚣尘上，像卡夫卡这类比“资产阶级文学”还要坏的所谓“现代派文学”更被视为“帝国主义颓废派”，成了“反帝反修”的重要对象。“幸亏”作家出版社奉命出版一个系列的代表作，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于是《〈审判〉及其他》一书才以异端身份与中国“内部”读者见面。改革开放后，卡夫卡在中国终于以正面形象出现，受到礼遇。

　　卡夫卡逝世以后，人们就开始为一部理想的《卡夫卡全集》相继努力。首先迈步的自然是他的金石之友马克斯·勃罗德了，他于1925年至1927年相继出版了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以后，继续收集、整理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并与海因茨·波里策合作，于1936年出版了首部《卡夫卡文集》6卷本。身为犹太人，在逃离法西斯专政的流亡年代，他仍不懈致力于卡夫卡著作的编纂，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前期出版了9部卡夫卡著作的单行本(其中一部委托他人所编)。笔者在90年代中期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卡夫卡全集》10卷本(后压缩为九卷)就是以法兰克福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出版的勃罗德这一套书为蓝本加上雅诺施的《卡夫卡谈话录》编纂而成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包括勃罗德在内的卡夫卡研究界就准备出版一部最完整的、权威性的《卡夫卡全集》，即后来的“校勘本”(Kritische Ausgabe)。随着1968年勃罗德的去世，卡夫卡的手稿除小部分控制在勃罗德夫人手里外，大部分由卡夫卡的一位侄女(妹妹的女儿)带到英国，由牛津大学收藏。后来德国的四位卡夫卡研究专家、教授即格哈尔特·诺伊曼(Gehart Neumann)、尤尔根· 波尔恩(Juergen Born)、约斯特·施勒迈特(Jost Schillemeit)、沃尔夫·吉特勒(Wolf Kittler)联合英国的麦考尔姆·帕斯莱(Malcolm Pasley)教授决定利用卡夫卡的原始材料，重新校核卡夫卡的所有作品，由拥有卡夫卡版权特许权(固有版权在美国纽约的薛肯出版社)的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室设在以J·波尔恩为首任所长的武帕尔大学布拉格文学研究所卡夫卡研究室，该室的卡夫卡专家汉斯-盖尔德·考赫先生做了大量的具体校勘工作。1982年《城堡》首先出版。此后，长、短篇小说、日记、随笔、箴言等一共编纂了12个不太厚的单行本。1994年7月3日为卡夫卡逝世70周年，正值作者版权法定到期日(德国的作家版权法定为70年)。翌日，费歇尔出版社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12卷卡夫卡著作校勘稿付梓，于同年11月正式出版。但书信部分暂付阙如。书信拟出5卷，校勘、编辑的进度十分缓慢。笔者曾于2002年、2005年先后两次亲自去该研究、编辑室访问，第二次去时他们才出版了前3卷。慢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发现的书信数量较多，而书信的字迹一般都比较潦草，辨疑难度较大；二是时过境迁，许多涉及的人和事已不易查考，有关人物也几乎都不在世，查证有一定困难；三是德国人做事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每一封信都有一个文件夹。不过，作为权威性的最后定稿本，这样的严肃态度是必须的。当时仅在的惟一编辑桑德尔博士表示：2007年有望全部完成。但2006年突然接到桑德尔女士来信，称书信编纂工程尚未最后完成，而她已经离开卡夫卡编辑室了。直至去年即2011年笔者去德国，第4、第5卷依然未见出版。何时完成，尚难肯定。

　　校勘本弥补了勃罗德编纂的流行版本中某些内容上的遗漏甚或有意删略的地方(如一些跟“性”有关的内容)；某些语法现象的误改，比如标点符号，卡夫卡常常为了一气呵成，一整页逗号到底，而勃罗德却往往主观地从语法规范出发用句号将其断开；爱好朗诵的卡夫卡经常从朗诵的效果出发有意带点布拉格的地方口音，却被勃罗德改成“标准德语”；有的地方还有时态被误改的“冤案”，等等。诸如此类的地方，经过这次校勘都还其本来面目。

　　《卡夫卡全集》校勘本分为两种版式，一种是简装式的，叫“阅读本”，供一般读者阅读；一种是豪华装帧，叫“考异本”(Apparatausgabe)，主要供研究者使用。现在我国上海三联书店根据笔者建议出版的中译本是德文12卷的“阅读本”。由于译文比原文篇幅少许多，故合成7卷出版。卡夫卡写作时常常不用单页的稿纸，而是不管什么体裁和题材统统写在一个笔记本上。他的遗稿中有一套所谓“八本八开本笔记”，其中既有短篇小说，又有随笔、杂感、箴言、轶事、笔记等。原编者为了保持这些笔记本的原貌，没有将不同体裁的作品分开，合成4个单行本。我国出版社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要求笔者将它们区分开来，合成小说与杂文两大类分两集出版。这是一件相当繁杂和困难的工作，可能吃力不讨好，尚祈读者原谅。由于书信原文尚未出完，这套全集我们采取陆续出版的方式，先出作品集(7卷，包括日记)，后出书信集(5卷，前3卷即将译完)，直到原文书信集出完为止。（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