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新信心

　　莫言获奖的多重意义

　　作者：范玉刚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认方式。一个本土的中国作家得奖，对中国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

　　文学意义上的莫言    

　　莫言获奖，可谓汉语文学凭借自己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独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只要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非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进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话语能量。

　　莫言是躁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的宣泄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的昂扬勃发。在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喷薄，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才能使中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还是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莫言以强劲的想象力与磅礴的魔幻笔触，书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张扬了民族心灵的生命欢歌。

　　在遗嘱中，诺贝尔希望“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倾向”是以魔幻的书写方式显现的，经由他的特异文字，读者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的小说像热闹的农村喜筵，夹杂着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他的小说里，汉语言所负载的巨量信息和情感交流，显现了当代白话文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这种震撼力会让读者感觉到20世纪中国的创造性，莫言的作品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国式叙事，对当代中国经验做了有力的表达。莫言的汉语白话文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莫言的语言并非“狂欢化”，而是带着悲伤的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气息。即便面对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也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停留在“伤痕文学”上，而是在超越中升华为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他对民间悲苦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恐吓，更没有制造压力，给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学形式，既凸显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味，也扬弃了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本质的欢乐精神。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在他的作品中会看到纷繁的色彩，有时候会感觉“土得掉渣”，从而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一个真实的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引发人们重新关注文学，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莫言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

　　作为文化符号的莫言    

　　莫言获奖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若以此证明中国文学的崛起，则仍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没有摆脱“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孱弱，离文学强国之梦还差得很远，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开放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

　　莫言的故乡是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他的早期短篇小说《白沟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词。通过“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地方，提升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对农民——这个缺乏同情自己能力群体的极大关怀。莫言亦爱亦恨的是农村，他看起来像个农民，骨子里更是一个农民。在他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场景的揭示。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对文化自觉的反思    

　　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对此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

　　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唯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但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在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

　　莫言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具体到理解当代中国就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要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就是说，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文学要关心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平和低调才是自信。莫言的获奖，部分地缓解了中国当代作家急切获得世界认可的内心焦虑，也使我们更了解了国际主流社会，看到了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才是根本，文学得奖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来说话。回到文化自觉，就是要高扬文学的尊严，不能把文学、文化视作某种工具性的存在，文学、文化自身就是目的，可以全世界共享，而不是博弈竞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