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很多中国作家可得诺奖 质疑者没读作品

　　最近，正值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来到中国，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说，这是“一个历史上很特殊的机会”。马悦然此次访华是因为他翻译的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在中国出版。马悦然在上海接受了记者采访———

　　质疑者可能一本莫言的书都没读过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莫言的作品？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曾在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大陆的作家去台湾访问，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别人都出去看热闹了，莫言不想去，所以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沟通，还不小心把酒泼在我身上。第三次是在2005年一个和北大合办的斯特林堡戏剧节上。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以前我觉得莫言的小说真的写得太长了，像《丰乳肥臀》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像《生死疲劳》到了末尾有点不够味了，如果能缩短一点会更好。莫言的短篇我很喜欢，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了。我读了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的他的小说《九段》，非常短，两页的小说，觉得非常好，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从小说《九段》开始，我觉得他对文字的掌握能力非常好。

　　羊城晚报：中国还有和莫言一样优秀的当代作家或者比莫言更优秀的当代作家，为什么莫言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是颁发给一个好的作家，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这完全是主观的。当然，也许中国有很多作家有很多诗人也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没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这个样子，很简单。

　　瑞典学院公布莫言得奖，有人质疑莫言怎么能得奖。批评莫言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质量是什么。

　　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当代的一些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他敢出来批评，别的人就不敢。但是一些跑到外国去的非常爱讲话的人，他们很容易来批评莫言，这让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质量而非政治才是诺奖的唯一标准

　　羊城晚报：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依据是什么？

　　马悦然：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我们是不管的，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

　　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是如何选出来的？

　　马悦然：推荐一个作家是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学院的，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15个人，他们从250个推选的人里选了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这个是我们初步的选择。以后三月、四月名单缩小了，到五月底只有5个人。我们瑞典学院夏天不开会，我们夏天看那五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又开始开会，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马上就开始投票，投了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投票就是在10月初，就决定谁要得奖。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的，今年不太激烈了，意见比较一致。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很多作家联系过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荐得诺贝尔奖，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很多作家都渴望得到这个奖项呢？

　　马悦然：我每一个月就会收到信和稿子，希望我把稿子翻译成瑞典文，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作家，他们是写小说的人。有一个山东的文学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和古书，我都给他送回去。后来他不送我改送别的评委了。还有人说：“我钱很够了，奖金可以给你，但是名誉归我。”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

　　我需要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我一读中国文学著作，我很想把它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因为我有责任，对我们同胞的责任，把我自己所欣赏的书都译成瑞典文，让我的同胞们也能享受我自己享受的文学。但是当然我的能力有限的，我不能够把我所有喜欢的文学作品都译成瑞典文。我选的不是个别作品，我选的是一个作家的著作。

　　特朗斯特罗姆和莫言一样对自然感兴趣

　　羊城晚报：您认为特朗斯特罗姆和莫言有没有共通点？

　　马悦然：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去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他不讲故事，他写诗。但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跟莫言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60岁的时候写了《记忆看见我》，他写他小时候的活动；莫言写了很多关于他小时候的故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博物馆，他对动物很感兴趣，他住在一个海岛。莫言也同样对自然界是非常感兴趣的。莫言看过我翻成中文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些诗，莫言非常欣赏。

　　羊城晚报：有些人已经翻译过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您为什么还要翻译呢？

　　马悦然：我最早是因为读了《生活的艺术》喜欢上中文，并且对道教和哲学非常感兴趣，便到图书馆把《道德经》、《庄子》借来读。道德经有100种英译本，《水浒传》有4种英译文，每一个翻译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和方式来翻译一部著作。我知道有翻译家把他所写的东西译成中文，比较他们的译文，就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有很多错误。所以，我需要自己译一个版本。

　　羊城晚报：在别的译本中，感觉特朗斯特罗姆的笔触很硬朗，但您的译本的笔触有一种柔软在其中，原作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马悦然：诗人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和托马斯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头一次跟托马斯见面是1966年，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就常常在见面，我也翻译过他诗的一部分，把它翻译成英文，像1983年出版的《狂暴的广场》，一出来我就翻译成英文。所以，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托马斯在1991年中风了，不太能讲话了，通常只说“要”、“是的”、“好”、“可是”，但是还是能够跟他谈话，因为他的妻子在他旁边，如果托马斯说“是的”，说明他妻子的说法是对的，要是讲错了，托马斯说“可是”，然后他的妻子就得重新解释。

　　羊城晚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书中有很多海的意象，有一种很寒冷和萧瑟的感觉，瑞典的自然对他的诗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马悦然：对，他对海的感情非常深的，因为他祖父是领航员，住在一个海岛，托马斯每一个夏天都住在海岛。他的祖父在的时候，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祖父跟海的关系是非常深的，所以海的对托马斯最重要的。（李烨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