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偶虹的旧文人范儿：自由独立，乐观豁达

　　◎解玺璋

　　当年，江青送给翁偶虹先生一顶帽子，上书“旧文人”三个字。戴着这顶帽子，翁先生不能再写戏，只能去剧院传达室看大门，或扫厕所。但必须保证随叫随到，因为江青改戏还离不开他。京剧《红灯记》本出自翁先生手笔，江青改来改去，已然面目全非。李玉和的著名唱段，西皮原板“提篮小卖拾煤渣”，最初只有四句，江青意犹未尽，就加了两句“飘什么云来下什么雨，垒什么房子脱什么坯”。翁先生认为，这两句唱词不尽合理，遂当面向江青建议，希望改为“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后者明显高于前者，江青也就不再坚持。

　　大约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很久以来，我们都相信新比旧好，新的一定会超过旧的。其实未必如此。以“文人”而论，新文人与旧文人就各有千秋。譬如交友，旧文人自有旧文人的讲究。翁先生的挚友中有一位金少山先生，是花脸这个行当中领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们因高庆奎而结识，很快成为惺惺相惜的知音。翁先生为他编写《钟馗传》，本子递到他手上，他慌忙起身穿袜子(他有在家赤脚的习惯)，洗手，然后把几朵新摘的茉莉花瓣儿轻轻放在一个宋瓷罐里，用象牙勺儿搅弄半晌，毕恭毕敬地捧到翁先生面前，往烟碟里倾倒少许，庄重地抱起双拳，一躬到地，说：“得！您为我们唱戏的置二亩地(过去梨园行有多排一出新戏，等于多置二亩田产的说法)，我们没别的，诚心诚意地请您受我一礼。”翁先生也急忙长揖回谢。

　　而且，翁先生为金三爷写戏，破例不收润笔之费。为什么？他给程四爷(程砚秋)写戏，不辞润笔；给学生们写戏，另取包银；就是给戏校写戏，也收取稿费；偏偏是金三爷的这点“小意思”，却被他回绝了。他说：“我唱过花脸，也最爱花脸，您的花脸艺术，使我五体投地，我愿和您结个金石之交，也不必口盟换帖，彼此真诚相见。”这是旧文人的矜持之处，也是他们在真正的好玩意儿面前耻于言利的积习。金剧团的管事孙焕如还想把红包儿塞给翁先生，翁先生已经走远，身后传来金少山说给孙焕如的话：“翁先生实意和我交朋友，咱们就别再俗而又俗了。”不过，翁先生仍很在意交往中金少山“是否以国士待我”，因为他曾亲历金少山对某位前辈文人的轻蔑和羞辱。以金少山当时的地位，所向披靡，红极一时，被捧为天之骄子，正是心高气盛的时候，翁先生和他交往，必要保持一点自尊，这对一个旧文人来说，并不很难。

　　其实，无论新旧，文人都有很敏感的一面，尤其是在涉及名利、荣辱、脸面、金钱的时候，旧文人则尤甚。翁先生晚年曾作一文，其中写道：“我是外向的性格，既不岸然，也不蔼然。我自己给自己写的铭语中，开头两句就是：‘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既是跑过江湖，间接吃‘开口饭’的人，就会懂得‘有人缘儿，才能有财缘儿’的谋生之道，蔼然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既是读过书的所谓‘知识分子’，就会记得‘丈夫绝不受人怜’那句古话，岸然也是很自然的。”他甚至表示很讨厌“惜老怜贫”这句话，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但他对于自己仍能做到“人不怜我，我不求怜”而颇为自豪。无论学生，还是朋友，熟知他嗜好的，或赠花木或馈烟点，他都是恭敬不如从命；反之，他托人买书、买花、买生活用品，不管托谁，也不管多少钱，多至数百，少至几角，他都照价实付。

　　透过这种不卑不亢的气度，我们看到，在翁先生身上，有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恰如他自己的表白：“书破万卷，只青一衿；路行万里，未薄层云。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当年，白居易泪洒青衫，他好赖还是个司马；而翁先生这辈子写了百余出戏，到头来还是个“旧文人”，连个职称都没混上。更有甚者，“文革”后期，这个把全部智慧和人生都献给京剧的人，居然被赶出了京剧院。私下里，多少人为他鸣不平，也有朋友劝他托关系讨个说法，但翁先生不以为意，反在一首诗中写道：“青春辞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一个旧文人的乐观豁达被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旧文人能有这种底气，全靠他手里还有一支笔，虽然“下肢不良于行”，但其“上体心脑尚健”，偶动笔墨，还能增加收入，这就给了他求得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最近，他的学生张景山将其晚年所作有关梨园掌故的文章汇编成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从他笔下流出的文字中，我们不仅真切地感受到了百年梨园的沧桑，以及京剧艺术的时风流变，和翁先生观剧之博与品戏之精，而且，看到了一个年届迟暮的旧文人笔耕不辍的身影，犹如他在一首诗中的自嘲：“叵耐受知频负债，敢将然诺砺残骸。”翁先生一直很羡慕“补白大王”郑逸梅，赞赏他笔下那些饶有趣味的文坛掌故，希望自己也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翁偶虹看戏六十年》的出版，似乎可以告慰翁先生了。

　　■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最新著作有《梁启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