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胜中和他的“小红人”:他们彼此成全和完美

　　文学史上有很多典型形象，比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鲁迅笔下的阿Q等。艺术史上也不乏这种代表，当代比如罗中立的“父亲”，方力钧的“光头”等。吕胜中与他的“小红人”也是当代艺术典型化谱系中有趣而奇妙的标签之一。

　　说起“小红人”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它的原型来自于中国民间剪纸，这个造型具体来源于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文学作品中的原型总是“杂取种种人”之后的结果，“小红人”也大体如此。重要的是，吕胜中把民间这样一种人们见怪不怪的造型搬上了当代艺术的舞台，并赋予了全新的活力和含意。同时随着吕胜中带着它去往世界各个地方参加艺术活动，“小红人”的影响已经走出了那些民间巧手的炕头，走上了国际舞台，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能量。在这种反复的作品展示和汇聚中，“小红人”与吕胜中开始交叠和幻化。以至于，当我们提起吕胜中，自然会想到他的“小红人”，提到“小红人”，也自然会想起吕胜中。从某种程度上讲，“小红人”与吕胜中如同剪纸作品中的正负形，一旦剪出，就形影不离，阴阳相生，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这种手法的运用当然并不止于吕胜中，想想徐冰的“非文字”，张晓刚的“家庭”……这种形式的并置和交迭似乎是当代艺术家喜欢运用的手法之一，它最大的能量在于在观看完大量的作品之后，你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会存留这个被一再强化的形象。因为吕胜中观念和艺术手段的植入，“小红人”具有了一种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能力，又因为它自身历经千年而沉淀的历史厚重，使这种展现有了更加强大的叠加能量。它们彼此成全和完美，却又态度鲜明拥有自我的立场。这是一种当代艺术视野与传统民间艺术的结合，充满了原始的质朴又具有了现代的边界。

　　也正是在这种变幻的情境中，“小红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以展现。吕胜中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小红人”这种中国民间艺术形象的一个典型符号通过组合、拼接、并置等种种技术手段，使它从民间艺术中解放了，从人们惯有的审美惰性中突围了，把一种个性化的符号变成了有温度和情感的象征物，也使中国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当代艺术资源最有价值的资源得到更大的认可和空间。正是这种艺术的附加值，使民间这个被经典艺术视野所冷落，被艺术史技术风格所遮蔽的宝贵矿藏重新被更多的艺术家所重视。如果说最初吕胜中是借助“小红人”一吐心中块垒，那么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是“小红人”借助吕胜中也重新发言。这是当代艺术面向世界化、国际化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吕胜中的艺术实践对此作了一个有力的论证。

　　国人对当代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多抱有不解和偏见。吕胜中的“小红人”作品至少可以让我们对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多一分尊重和包容。当中央美院终于开设了艺术实验系时，作为老师，吕胜中的“小红人”一定能给他的学生和这个时代提供更多的阐释和可能。正如“小红人”作为一种艺术资源并不是吕胜中的私有物，悬疑的是，我们面对这种公共的艺术资源，能有多大的自信，能有多大的内在力量去面对和挖掘？

作者：冯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