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中国藏本升至223册

　　《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随着国运时局，上演一幕又一幕穿越大剧。明朝的皇宫、清朝的仓库；英国的古董摊、民国的银行；南迁后方的列车、飞往美国的航机；大陆的景钞本、台湾的图书馆……一次次的物是人非，一次次的谜团丛生；或许，《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历史文献、学术研究、古籍收藏，而更在于凝聚其中的国家记忆与民族情感，这才是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从惊奇发现、离奇失踪到神奇再现之传奇经历的根本意义所在。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前世今生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 卷，装成11095 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正统十四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担心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目前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

　　明朝灭亡之后，《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称殉葬永陵，或称毁于李自成战火，总之是再没有于世间重现过。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只不过，这一卷写的全是戏文，记录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剧本，非常珍贵、至为难得。其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记载宋元剧本的，共有二十七卷之多。《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这一卷，只是统归为“戏”字号、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还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经损失严重、很不完整的残本，但却是目前所知存世唯一的《永乐大典》“戏”字号残本。

　　■随着《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现台湾，中国收藏的《永乐大典》已悄然升至223册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盗损等，据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永乐大典》仅有400册左右。截至2010年，据权威部门统计，《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经过百年搜求，共计收藏162册，另有60册收藏于台湾，中国共计收藏222册。而随着《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现台湾(现存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所藏的《永乐大典》已悄然升至61册，中国收藏的《永乐大典》实为223册。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迁台秘史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时迁往台湾，迁台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坎坷磨难？它是怎样历经四百年劫难而神奇重现于世的？所有这一系列疑问，无疑皆凝聚着深沉厚重的国家记忆，理应为后世所铭记，让我们为此深思反省。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于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

　　清代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其中，尤以英军抢掠最多，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 册。

　　另据记载，光绪二年，清查库存之后短短一年时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飘泊至英国。直至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地发现并购回了这一册《大典》残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已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时或稍早，叶恭绰也将自己从英国购回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银行的保险柜中，以此避免意外发生，确保国宝不再流落异邦。

　　当时北图仅藏有60册《永乐大典》，并没有收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专门派人据此卷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当时主持抄录副本工作的是赵万里(1905—1980年)，他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是著名文献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时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采访组组长的赵万里，正着力访求各类流散民间的珍贵古籍，因见部分《永乐大典》遗失海外，国内无存，甚为痛心，便立志将境外之《永乐大典》进行抄录，以补馆藏不足。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然引起了赵氏的重视，他迅即组织人力，对原本进行了精心的“景钞”。

　　所谓“景钞”，也即“影钞”，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种人工复制，即是按照原书原有行格、篇幅、字数、字体进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原比例复制，类似于现代的复印技术。

　　■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残卷，引起主持《大典》抄录副本工作的赵万里的注意，他成为国内最早撰文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可能还是国内最早撰文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所撰《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3、4号合刊的“永乐大典专号”之中，是年为1929年。这期“专号”中，赵氏连撰三篇论文，一为《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二为《馆藏永乐大典提要》，第三篇即为《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在综述他所经历的《永乐大典》收藏、访求、研究史中，专列一文来探讨《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关内容，这也足见他对这部残本的浓厚兴趣。

　　赵氏对馆外《永乐大典》的访求、抄录副本工作从193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在历时近二十年的抄录工作中，经其组织抄录的这些《永乐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极其珍贵，绝大部分均难得一见，独具文献价值。从现存的赵氏所抄副本情况来看，大部分为红格腾抄本，并非所有的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复制的“景钞”。究其原由，无非有两种。一是所据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写本，而是清代各类官方或私人的过录本，没有必要“景钞”；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时间仓促，没有足够的条件予以“景钞”。

　　可以说，正是由于叶恭绰的慷慨无私、赵万里的高度重视，才合力促成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的诞生。而这一景钞本，作为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又于1954年辑入郑振铎(1898-1958年)主持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将这一景钞本予以影印出版，从此这个“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为大陆戏曲研究学者能够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几乎就等同于叶氏所藏的原本。那么，叶氏所藏的原本，此时又身在何方呢？

　　或许，由于叶氏已经预料到了战事的危急，此时已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转移秘藏。此举虽然让后来的学者们未能一睹真容，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钞本为底本来排印出版，这多少有些遗憾，但毕竟保全了国宝，在行将来临的战乱中及时做出了正确抉择。

　　■《永乐大典》残卷踏上了飞赴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原先同时秘藏于天津银行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随之南迁，我们不得而知；此时叶氏是否已经将此书捐赠或售予北图，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随后不久踏上了飞赴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来，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就有60册《永乐大典》。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1941)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全部暂存台湾。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

　　1934年12月，《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这册从英国寻回的珍贵古籍首次展露真容。相信对于普通学者、读者而言，《宋元南戏百一录》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这多少有点意外，也有点惊喜。当然，让学者们激动的不可能只是一页影印图案，更为重要的是，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1899—1987年)，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在书中，他确证了南戏曾经存在的形态与特征，而且还把后来有遗存内容的剧本一一罗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经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地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戏文三十三本，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这本《戏文三种》，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这次校注，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钱南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曾经见过原书，或者至少见过原书部分影印内容的学者之一。但他仍然没能看到原书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无疑的，否则不会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选择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这个排印本的底本，又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钱氏的工作底本，实际上已经与原本隔了两层“纱”。换句话说，钱氏的学术研究，没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这从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纯度”当然还不够，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而颇具意味的是，这部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插印了一页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仍然是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的卷首内容。也由此可见，包括钱南扬在内的大陆学者们，对这册原书的珍视与关注，随之而来的遗憾与困惑，也因此萦绕半个世纪，挥之不去。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与钱南扬师出同门，同为曲学大师吴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年)，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全元戏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编校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剧本“宦门弟子错立身”时，他也感言，本剧原与《小孙屠》、《张协状元》一起，存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书遗失，故这次整理，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钞本为底本，参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为阅读方便，从钱本分为十四出。——而以上这些感言得以公开出版刊行之际，九十高龄的王季思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书中的这番感言，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后一次确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的说法。

　　这时距离叶氏从英国购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整整80年过去了；距北平图书馆景钞本，也已经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亲自看到过、抄录过、校印过、研究过、接触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国学者皆一一作古；叶恭绰、赵万里、马廉、傅惜华、唐圭璋、冯沅君、任中敏、谭正璧、钱南扬、王季思等等，这一连串中国学术界内外耳熟能详的名字，皆相继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旧还是个谜。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重现台湾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来，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氏所言，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但汪先生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但在向中山大学知名戏曲专家康保成教授(著名戏曲学家王季思弟子)咨询之后，得出的结论“至今仍是下落不明”，这让他不禁心生沮丧、以为无望。可接下来，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却让他意外地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因为要讲到包背装，需引用台湾“国图”的《术语图说》来解说，可是一点开之后，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顿时愣住了。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于是赶快去查“国图”的馆藏目录，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就这样我还不放心。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惊喜之余，出于学者的审慎，汪先生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他将《永乐大典》卷六百六十六、卷二千二百三十七、卷七千三百二十四、卷七千五百一十八、卷七千六百七十七、卷八千九百一十、卷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等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最终确定了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中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正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也就是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件。

　　此时，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据汪先生初步研究，这部原本的内容，与此前流行于学术界的各个版本均有较大差异，无论是景钞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以及各类辑选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错讹与脱漏，这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而且深远的。可以预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台湾的发现，将重新厘清相关研究中的一些误区，重新建立起新的、更为精确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这必将掀起新一轮的相关研究热潮与诞生新一批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次神奇发现《永乐大典》原本的学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

　　本版文并图/肖伊绯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原本珂罗版影印页面，原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

　　叶恭绰(1881－1968)

　　赵万里(1905—1980)

　　马廉(1893—1935)

　　钱南扬(1899—1987)

　　1931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出版，沈尹默封面题笺

　　《永乐大典》北平图书馆抄录副本，1930年代由赵万里主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永乐大典》162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收藏于此

　　台湾“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现藏于此。台湾藏有《永乐大典》已达6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