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一个秧歌”成入口

　　“一个秧歌”身影留下的涟漪

　　——评《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刘晓真积十年之力出版了新著《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从一个秧歌看当代中国民间舞蹈》，书中的“一个秧歌”不同以往，不仅仅是一个调查研究的对象，更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入口。

　　书中的结构布局既没有因循舞蹈界民间舞蹈研究惯常的“原生”、“教学”、“舞台”三分逻辑；也没有简单采纳“文化释义及神话传说”、“单个个体自然传衍过程梳理”、“文化特异性阐释”的线性逻辑，而将研究成果存档封存；各篇章之间逻辑细密交互、反复回响、借力不断。作者在绪论部分对既往民间舞蹈研究成果的分层梳理，既是对已有知识的占有和认可，更是对民间舞蹈研究现状的不满足，批判精神字透纸背。“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舞蹈研究多关注本体层面，对舞蹈做动作说明、队形图案、服饰道具等一般性动律层面的收集整理……20世纪90年代深化了文化属性研究，从文化类型角度对中国民间舞蹈进行分类，但却忽视了区域因素之外的事实纵向因果，研究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千年，中青年学者青睐于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以田野实证的方式重新审视民间舞蹈的在场性。”以上种种，皆不是晓真属意的方式，用她的话说，她要寻找一条新途，“区别于以往民间舞蹈研究中对于舞蹈形态的描摹记录；单个舞种的界定、溯源、分类；舞蹈民俗意义的阐释；特定区域舞蹈文化归属的圈定”，“不再受限于狭义的本体形态研究和西学思维中的文化论述”，这些分量很重的概括，几乎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民间舞蹈研究模式之范囿，其学术胆量不言自明。

　　乍翻开小书，读者首先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处理——为什么关于“一个秧歌”的配图会横亘南北、时古时今？一会儿是“民间音乐舞蹈晚会”的节目单，一会儿是杨丽萍的独舞肖像，一会儿是延安“新秧歌运动”的人头攒动，一会儿是贵州苗年芦笙会的盛装排场……这一切与山东的这“一个秧歌”有什么关系？粗数一下，该书的图片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宏观情况的老照片；一类是兄弟民族民间舞蹈田野照片；一类是风土人情、生活场景的照片；当然还有直接反映山东鼓子秧歌风俗样貌的照片。有趣的是，其中直接反映鼓子秧歌内容的图片只占照片总数的16%，占据四类中最少的份额，甚至比作为类比佐证材料的兄弟民族舞蹈图片还要少。而占到最大份额的则是“老照片”一类，刚好占有近一半的比例。通过图片的统计，作者用心可窥见一斑：虽聚焦这“一个秧歌”，却染指多元，跳进跳出，爬梳历史，得出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特征相伴随的文化思辨。对材料灵活自如的把握带来了写作节奏的张弛有度，一本专业性较强的专著，变成了白丁可以闲来一翻的文化品读。

　　除却绪论和结论，全书主体部分的三章分别是“与时代共舞”、“在乡俗与艺术之间”、“价值溯源和时代之惑”。其中第一章以接近全书一半的篇幅，厘清了我国民间舞蹈从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到新世纪一路走来的整体发展境遇，侧重点是这“一个秧歌”，但“侧重”也收放有度，其他民间舞蹈和兄弟民族舞蹈随处类比：“石屏烟盒舞”、“安徽花鼓灯”、“贵州苗族芦笙舞及贵州舞蹈大赛”等材料在各自具有可比性的角度被作者调用，时进时出，不落痕迹，甚至作出与苏联舞剧等更大文化跨度的中西视阈比较。第二章主要凸显问题意识，借助田野实证的材料剖析、归结出民间舞蹈的社会角色变化及其社会因由。其中对民间基层干部、文艺工作者、文化馆员身份的关注及其变异性阐释，实属将民间舞蹈变革依据落到了实体。第三章导向社会学思考，中国在经历了社会形态巨变之后，“一方面，土地与人的关系开始疏离，农民们纷纷外出打工，民间舞蹈活动原有的乡土文化意义失去了内在支撑”；另一方面，“民间舞蹈作为随时可以调用的舞台资源，为各种旅游经贸活动进行装饰，它从地域空间跃入国家空间的社会建构时，获得了一个与大时代相符合的社会身份”。由此可说，第一章的“宏观历史”和第二三章的“社会语境”是诚然落实的。更进一步说，在学科方法上，作者综合采用了历史学“知识考古”、社会学宏观思辨、文化人类学田野实证、社会心理学剖析等研究方法，且每一种都不是蜻蜓点水。第一章中“五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和第三章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间舞蹈记载和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间舞蹈活动”，分别显示了田野考察和文献考据的功力。

　　在后记中，作者写道：“作为舞蹈的票友，我不想因为传统的陋见和时风的原因让人轻贱了这个天性所好的‘东西’……对它的认识和通过它所接受的社会、历史教育，也不单是艺术问题了……”恰是这份“票友”的热度，召唤起作者思考的单纯，抛却舞蹈艺术工作者多有的“身处其中”而“深陷其间”，直指问题本身。而作者在结语中深意漫漫的论述也早已超越了艺术研究本身的囿限，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批评。

　　(毛  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