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不只“青赤黄白黑” 间色：卑微者的绽放

戏衣缤纷。“霓裳”一词，应该就是这个模样。浙江遂昌大柯村婺剧团的演员们，穿着戏衣走下舞台，在家乡老屋前排成雁阵。嫣红、雪青、天蓝、葱绿，簇拥着高贵的黄，行头的样式脱胎自古代，颜色则除了黄色以外，都是不适合做正装的“间色”。摄影/刘智宁

间色：卑微者的绽放

　　在颜色上作文章，不只限于青、赤、黄、白、黑五色。

　　两年前，上海世博会天津馆礼仪服装的设计让我印象深刻：玫红衣裙点缀着同色的水纹绣，浓酽而明媚，宛如水塘里最艳的一支荷花。这种用色很大胆，弃用了正红，结果反而成了设计的经典。

　　灵感来自当年的流行色吗？主创设计师谢朝解释说，它完全脱胎于传统的色彩文化。

　　原来，除了五色观以外，中国人的色彩观念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正色观。这是一门在众色里分尊卑，辨主从的学问。

　　简单来说，喜庆的红不能随处使用。展馆内的礼仪服务人员，“服务”是其职业特质，展陈是主，而服务是从，礼服用正红便会喧宾夺主。与“正”相对的是“间”，间色指相互混合的颜色。在传统文化里，正色比间色尊贵，玫红是红色系统里的一种间色，有着红的属性，等级却又比红色低，揣摩它的象征意味，就显得既热烈，又谦逊。

　　设计师的解释富有哲理，但五色以外，有多少间色？衣冠古国又如何调理好复杂的颜色关系，成了我心中五彩缤纷的新问号。

　　“色”的大跃进

　　19世纪的德国眼科专家马格努斯，分发给传教士、殖民官和商人一份包括十样颜色的色卡，让他们带给世界各地文化不发达的土著居民，反馈回的结果出奇一致，部落人几乎都懂得用语言来表达红色，对紫、棕等色彩却产生表达困难。

　　更有趣的是，他还认为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可能只懂分辨黑白两色，是重度“色盲”。因为，大诗人荷马只有在区分光明和黑暗时才描绘“色彩”，而且从没有明确指向哪种颜色，这足以说明人类在慢慢进化中，才对色彩有所感知。

　　中国的甲骨文部分证明了这个理论。甲骨文中的颜色字甚少，只有赤、黄、白和绿四种。对于身在“正色”中的赤、黄、白出现，都比较好解释：大自然的原色最醒目，最刺激人的视觉，也最先被记载下来，它们或者和祭祀之物有关，或者直接表达颜色。

　　但“绿”这个字就发人深思了。如果按照现代色彩学的认知，绿是蓝(青)和黄混合而得的颜色，它是间色，古今一致。森林蓊郁、春色撩人，绿色理应被最早感知，这不奇怪，但分析这个字的结构，竟然和“丝”有关，很可能就是指一种由草木汁液染成的丝帛。再看另外一个甲骨文字——“染”，分为“水”、“又(取)”、“木”三个部分，因此被推断为取用草木汁液。这两个古字相互联系，一幅“先人洗染图”跃然眼前。

　　事实上，不独是“绿”，先民时代的间色，在周朝时爆发性增长，几乎都和丝织相关，也和官吏有关。

　　相传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他派出治民的有风后、力牧、常先和大鸿，但是领土扩大、政务增多，官职就必须随之增加。大连大学人文学部研究专门史的李大鸣，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周代开始，为了区分越来越多的官吏等级，就让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最初的颜色无疑只有几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染色技术必须发展，来完成赋予它的新使命。

　　比甲骨文晚一些的周代金文里，赫然出现了“红”和“紫”两个字。“红”在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中被解释为赤白之帛，又有注解类似桃红和粉红，可以推断是用赤、白两种颜料相配得来；“紫”字也有丝的偏旁，《说文》将其解释为青赤之帛。在记载中，周王室有两个重要的职位——“掌染草”、“染人”，前者负责研制、供应各种合格的染料，后者则需要按照官制所需，不断染织出色彩合格的衣料。

　　战国文字更绚丽了：缇，帛丹黄色，应该是艳丽的橘红色；缥，帛青白色，这是一种烟岚般雅致的淡青色。此外还有“缲”，帛如绀色，也就是一种微微带红的黑色。而“绀”字，释为赤青之色。这种两字混同解释的情况，说明当时的色彩差异已经细微到难以辨别了。

　　为什么中国的颜色字里，常常有“丝”相伴，历史的谜底就这样揭开了。中国是丝织的国度，最早的丝绸文明，也是颜色的文明、间色的文明。

　　比附五色，尊卑相争

　　周代的衣冠制度刺激了间色的诞生，无疑是出于礼的需要。但周朝至汉代，最至高无上的色彩还是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它们是审美的最高规范，从骨子里面，中华五色系统还是排斥、贬低复杂色相的。这一点《诗经》里的一首“悼亡诗”——《绿衣》也可以证明。

　　对亡妻饱含深情的主人公，睹物思人，感伤无限，一袭绿衣摆在他的面前：鲜绿为表，黄色作里，上为绿衣，下配黄裳裙。在今天看来，妻子的这套衣服相当漂亮，但宋代儒学家朱熹指出了一个问题，黄是中央之土，是纯正、端正之色，也即正色。绿却是从黄、青搭配生出的“不正之色”，也即间色。间色在外，正色在里，间色在上，正色在下，在尊“礼”守“序”的古人看来，这无异于以下犯上，这和周代的服饰制度、穿衣习惯都不符。

　　为什么《诗经》里会有这样一首诗？

　　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教授刘绪义认为，这首诗可以这样翻译：绿衣绿衣，黄色怎么成了衬里？我心悲伤啊，何时才能停歇？绿衣绿衣，黄色怎么成了裤子？我心悲伤啊，何时才能忘记？原来，这是诗人在春秋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警醒世人重整纲纪之作。颜色作为如此重要的象征，这无疑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

　　间色卑微，甚至被称为“奸”色、邪色、坏色，这出自汉人孔鲋所辑《孔业子》一书，为教育后世的孔子家语。它的道理是：杂乱就会造成人的昏乱与错误，人应该目不观不好的颜色，耳不听淫邪的声音。在古代汉语里，间训为“隙”或“厕”，难登大雅之堂。

　　古代的人重视马政，将道路都称为马路。农人处置农田里收割后的秸秆，往往是一把火烧为灰烬，但怀孕的母马会因灰流产，所以古代都会对烧灰做出规定。中国人天性里有种务实的吉祥观，灰因此被看作是不吉利的，连同灰色也受到了牵连。

　　到了明代，人们论定瓷器的好坏，还会加上如下标准：色如胭脂者为上，青若葱翠，若黑色者次之，杂色者不贵。

　　这不禁让人为中国的历史捏了一把汗，它会不会因此单调得一塌糊涂？仔细在历史中寻觅，位卑的间色，并非毫无生存空间。

　　公元前2世纪的长沙相利苍和他的夫人，深好绫罗绸缎，他和家人的墓葬——马王堆汉墓，把最奇幻美观的西汉丝绸留到了今天，看到它们，就仿佛艺术从心田涌出，美一下浸透了双目。

　　一些图案密布的织锦吸引着我，我看到上面流动着细如蛛丝的线条，凝结着阔若花瓣的色块，弥漫着藤蔓一样的云气，奔跑着引颈疾行的瑞兽，它们全都不可避免地使用了间色。其中一件深黄绢地的信期绣夹袄，布满朱红、红棕、深绿、深蓝的图案。另一件黄色绢地的长寿绣片，又呈现出不同色调——浅棕红、橄榄绿、紫色和深绿。

　　我请教过专门研究丝绸文化史的袁宣萍教授，汉代织锦强调仙界祥瑞，又是五色观确立与盛行的时代，汉魏时期的织锦为了迎合这种审美，也盛用五色。他们甚至将五色丝线一起作为经线加以编织，需要哪个颜色，就单独放在上方。不过，五色的内容被偷天换日，成为了蓝、红、黄、绿、白色。以蓝代黑，以绿代青，来比附五色。

　　西安美术学院的彭德教授在《中华五色》一书中这样总结：古文献中的五色一词，未必特指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比如花中五色是赤、黄、白、紫、红；染织五色，通常不包括丝、布之白，而指青、赤、黄、黑、紫，或青、赤、黄、紫、绿，或青、赤、红、紫、绿。

　　女子也爱以五色为名——红拂、绛仙、丹霞、紫光、碧玉、青童、素女。看，其中的 红、紫、碧、绿都是间色。

　　间色与杂色混称五色，既表明五正色不能概括各种颜色，又表明国人喜爱攀比、附会，将各种不同等级的颜色拼凑为五色。

　　这类微妙的举动推而广之，暂时为间色打开了一条出路。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2年第11期 撰文/纪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