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明后期进入中国 与儒学结合被明儒接受

　　尽管中国向西方的寻求早在西汉或更早已经开始，但是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与西方文化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影响，还要等到16世纪海上交通打开的时候。16-17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航海东来。与之俱来的，是西方文化。

　　明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明儒的使命

　　16世纪，是世界历史，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间段，晚明中国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由此，中国开始了与海外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直接交往，出现了新的外交关系、经贸联系和第三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而这形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背景和条件。

　　晚明社会由明初相对单一的农业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型，即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并由于社会内部巨大的白银需求，拉动了外银的大量流入，开始与世界市场接轨，与世界连接起来。晚明原有社会秩序被打破，等级身份被消解，人际关系由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依附关系转变。与农民、农业、农村紧密联系，发生了市场化、商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整个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儒学的危机相伴而生。晚明儒家理论与实践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程朱理学趋向僵化衰败，阳明心学流于空疏任情，社会道德每况愈下。时人以为：“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者多矣。”当此之时，一些明儒选择推崇西学，也不失为匡时救世，摆脱晚明社会与儒学危机的一种选择。

　　明儒对西方哲学、科学的吸纳和会通

　　晚明西方文化的传入，以传教士为主体，传教士大多具有很高的西方神学和科学修养。了解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技术的明儒，是首批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中国儒者。可以说自西方文化传入之日起，一些中国儒者即开始认同、吸纳和会通西方文化。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晚明记载西方文化最早的第一手资料，是明儒在与西方传教士直接交往后产生的文字记录和译介的原始文本。他们最早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西方文化的系统形象。那么，在当时的明儒心目中，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处于中西初识时期，西方文化，通过西方传教士的口授身教和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一些明儒的笔端流露了出来，流传了下来。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与译作，不仅数目繁多，内容广泛，也最引人注目，反映了16-17世纪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实认识。

　　利玛窦开创了在中国文化宣教的策略，他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走进去，并且依赖简捷有力的笔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透入读者的内心，较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于是，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与明儒合作撰写书籍，将西方文化直接传入中国。

　　了解明儒笔下的西方文化，李之藻所编《天学初函》这部丛书具有典型意义。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上奏“西洋天文学论十四事”，请开馆局翻译西法。崇祯二年(1629)，李之藻将近50年间所译西书选汇为一函，名《天学初函》。李之藻试图藉此对明末西学的引进作一个小结。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西学著译丛书，可谓晚明中国以中文形式记录西方文化之集大成。该书是明儒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产物，是中西文化交流初始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通过《天学初函》，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明近50年间，西方文化已形成体系引入中国。

　　《天学初函》分为理、器二编，说明明儒对于西方文化的分类，是以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划分的。这种分类实际上秉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形而上的《理编》中，明儒重点译介了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哲学。最早将西方学科分类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艾儒略的《西学凡》， 因此《天学初函》将《西学凡》置于理编之首。《西学凡》首次简略但却系统地把西方学科的分类介绍给中国读者，分为6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展现了西方文化的系统性。

　　在形而下的《器编》中，主要是具体的知识技能，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合作翻译的西方几何、数学、水利、天文等科技著作。徐光启初识利玛窦不久，就请求翻译有“裨益民用”之书，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即《几何原本》。“几何”一词，当时是首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天学初函》是明末第一部西学著译丛书，但没有将明末传教士传授和明儒笔受译介的有关西方文化书籍全部收入，例如李之藻晚年翻译的两部书：亚里士多德《寰有铨》，是西方重要的哲学著作；《名理探》是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最初译本，就没有收入。还有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翻译的《远西奇器图说》，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机械力学；王徵协助金尼阁撰写的《西儒耳目资》，是汉语拼音方案早期尝试与实践；汤若望授焦勖译的《火攻挈要》，详述了各种火器的制法等等，都没有收入。通过明儒，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包罗广泛，有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力学、光学、实验仪器、水利、测量、机械、武器、动植物等等，基本上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首次系统传入中国。

　　明儒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皆由科举入仕，心存匡时救世的抱负，寻求切合国计民生实务的学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成为力图更新儒家学说，匡时救世的一批明儒的代表。徐光启曾撰《辨学章疏》，为西方文化作辩：“佛教东来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心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他以西方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达到久安长治，因此认为天主教补充儒家的欠缺，提出以天主教“补儒易佛”。对西方文化，徐光启的总体认识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是第一步，即首先是了解西方文化，第二步是会通西方文化，第三步则是超越西方文化。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此外，徐光启还主持了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崇祯历书》奠定了我国现行农历的基础。李之藻提出：“西贤之道”，与释老大异，而与“尧舜周孔之训则略同”，“六经中言天言上帝者不少，一一参合，何处可置疑矣。”(《刻圣水纪言序》)。杨廷筠说：“取西来天学，与吾儒相辅而行”(《代疑续编·跖实》)。很明显，他们认为天学与儒学可以相结合，也就是天学可以补充儒学，这是他们认同天学的理论基础。西方文化就是这样出现于明儒笔端的。

　　从晚明留存于世的一些明儒对传教士著作的译介和撰写的序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明儒笔下，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均给了高度评价。处在危机中的明末儒者，认同接受西方文化作为补救儒学的良方，不仅写下了他们所认识的西方文化，而且也留下了他们当时的文化心态，他们虚心学习异文化，进行平等的中外文化交流，同时又具有一种文化自信，这正是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们笔下，西方文化入华近半个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已经纳入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中西文化交融已结出了果实。就此意义而言，也可以说这些明儒实际上在试图开创一种新儒学的境界。

　　(万明，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