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了东北军？(2)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

　　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

　　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