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丁光训主教的一生：伴随中国基督教跌宕起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丁光训与他的时代

　　特殊的处境和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位特殊的、不同凡响的主教。丁光训主教的一生，伴随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基督教的跌宕起伏，及其背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在他心中，那一代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可归纳为：“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即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本刊记者/朱雨晨

　　2012年11月22日，丁光训主教以98岁高龄在南京逝世。仅差了6天时间，他未能迎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过去的一甲子中，丁光训担任该院院长达58年，其后两年是名誉院长。

　　1955年，丁光训被中华圣公会按立为浙江教区的主教。时至2012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在世的基督教主教。丁光训主教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时代。

　　“两个C，基督和中国

　　(Christ and China)”

　　1915年，丁光训生于上海的基督教世家，从小接受英文教育，连在圣公会做礼拜也用英文。丁光训在圣约翰大学高中部、大学部完成早年教育， 1937年以英国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此后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

　　青年会虽以基督教教义为立会的宗旨，实际并不宣教，所以不是教会，而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NGO。也因此，青年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融入世界有诸多贡献。如翻译中国第一部羽毛球规则的司徒桐，当时就服务于青年会少年部，后来也是丁光训在金陵神学院的同事。青年会因致力于服务社会、改变社会，丁光训自然被会内外一批思想偏左的青年知识分子、基督徒吸引。其中，对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吴耀宗。

　　丁光训大学毕业这一年，卢沟桥炮声隆隆。民族救亡已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主题，中国基督徒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救亡，尤其是诉诸武力，又与教义中“打你的左脸，给他右脸”的和平主义相抵触。后来吴耀宗曾谈到，自己30年代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圣经唯爱是真理，抗日救亡也是真理”。

　　这一张力，普遍存在于吴耀宗和丁光训这一代基督徒身上。表面上看，沿海省份、租界内出生长大的基督徒，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应最为明显。但实际上，他们因身负国耻家恨反而更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只是在当时，“爱国爱教”如何结合，历史还未给他们一个明确的选项。

　　1945年，丁光训担任吴耀宗等发起的“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执行干事。据丁光训的好友周加才在《爱无止境》一书中记录，“丁光训在不少青年学生心目中已成为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

　　1946年丁光训出国，翌年赴美国协和神学院，于1948年获得神学硕士，然后去瑞士日内瓦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干事。此时，国内战场上胜负渐分。据丁光训回忆，1949年5月吴耀宗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曾找他长谈。

　　吴耀宗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翻身做主所带来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它，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丁光训问：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吴先生说丁太听信国外所谓解放区迫害宗教的许多谣传了。“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吴说。

　　吴耀宗还向丁光训详细解释，在新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善解决，统一战线将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从根本上说将是有保障的，但实践上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对干部和信众双方经常进行政策教育……

　　当其时，将共产党和毛泽东看作拯救中国的“弥赛亚”，在中国基督徒中为主流观点之一。甚至有牧师感佩其所作所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上海基督教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干部，香港回归前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51年，丁光训回国。30多年后，丁光训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演讲时，提及往事，将他这一代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归纳为“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即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他出任院长，各派都能接受

　　1949年鼎新之际，虽然中国宣布“一边倒”，但中国教会对外通道尚未断绝。在当时，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及其设立的学校、医院，均以国外资金、尤其是美国资金为主而支持运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彻底交恶，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不久，中国亦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至此，前述学校、医院、福利设施、教会的外援彻底断绝。基督教“三自”运动，即始于此政治、经济背景下。

　　“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的简称。早在1850年，英国圣公会亨利·樊就提出了“三自”的概念，认为“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使基督教会在中国落地生根，不必依靠海外母会。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也曾兴起一批独立教会，强调由中国人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维持。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会要求实现“三自”的要求并不排斥，甚至部分外籍传教士在积极倡导、努力推动。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就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但在现实中，由于战乱和贫弱，1949年以前的中国“三自”，进展并不迅速。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中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联名发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著名的《三自宣言》。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载了《三自宣言》，并公布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至当年底，已有近8万签名。至1953年12月，签名人数达到了4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第二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称全国三自)成立，吴耀宗任主席，丁光训为常务委员。

　　1952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基础上，华东11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联合，建成金陵协和神学院。年仅37岁的丁光训出任院长。

　　当时，基督教内各宗派林立——这实际上是国际各宗派先后进入中国宣教后，自然形成的格局。上述11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也分属不同的宗派。丁光训回国后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没有在任何神学院任教，因而由他出任院长，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

　　大致说来，当时中国基督教界已分现代(自由)、保守(基要)两大阵营，对神学教学、圣经的各种教义理解差异颇大，并因此造成生活习惯的差异。有学生受灵恩派影响，每次祷告的时候会大哭。又如圣约翰大学内的圣公会中央神学院，据当时的学生，后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回忆，该学院强调学生需注重灵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院的遗风，学生只能穿蓝、黑两色的衣服；每学期要有一天“静修日”；除非必须，一天要求不说话……

　　曹圣洁作为中央神学院学生，转入金陵神学院时已是大三，一个学期后即成为首届毕业生。据曹和她的老师、当时的副教务长陈泽民回忆，丁光训提出，为尊重不同的教派，部分课程分班授课。在一些神学问题上，现代派和基要派基督徒有重大差异。如现代派会采用使用当代考古、考据的方法研究《圣经》，如考证《摩西五经》是否字字句句均为摩西所写？还是另有后人编辑？或者，《圣经》因各个版本传抄、翻译，会不会有差异甚至是因而出现错误？但是，研究结果却不被基要派接受。于是，在金陵神学院内，不得不形成妥协方案。

　　“当时圣经课和神学课，课程号上有‘.1’和‘.2’。前者是基要派老师上课，后者是现代派老师授课，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不交叉。”如今已96岁的陈泽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丁院长本人的神学理念和我一样，是现代派的。但他很智慧，强调团结。”

　　陈泽民回忆说，分班授课持续了5年，至1958年。由于反右之风渐起，终于刮入金陵神学院，导致停课三年。上世纪60年代后，虽然短暂复课，又遭遇文化大革命。中国基督教界进入一个黑暗期。那时，陈泽民开始抽烟，直到30年以后才戒掉。说起抽烟的往事，已近百岁，被按立为牧师超过60年的陈泽民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像个淘气被抓了现行的孩子。

　　“丁院长也抽过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

　　“抽过，不过很少，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可想而知，丁光训当时内心应极为苦闷。至文革起，他本人虽因周恩来保护未受冲击，但其家人、同事都备受磨难。金陵神学院的藏书，几乎全部被红卫兵烧掉。丁光训等教授拼命解释其珍贵，设法保全。最终，几位神学家争取到了12个小时的时间，挑出3000多本，虽然不过原来藏书的一成，但也为神学院保留了一份血骨。

　　是鸦片，还是鸦片烟？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教会开始恢复活动。曹圣洁牧师记得，上海沐恩堂是1979年9月2日恢复礼拜。斯时沐恩堂被一所学校占作大礼堂，上面还挂着毛主席像。上海市有关部门去协调的结果是，由学校借给教会，教会方面还要付房租。每周做礼拜之前，会把毛主席像遮起来。“当时《赞美诗》只是油印了几张纸。” 就这样，中国社会的宗教生活渐次恢复。

　　丁光训也迎来了其人生的顶峰。1980年，负责基督教教务的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协会与全国三自一起，并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丁光训兼任全国三自主席和基督教协会会长，至1997年方才卸任。同时，他还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地位虽高，丁光训却不时反求诸己。如谈及极左路线，上世纪80年代时丁光训就曾说：“我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也不是没有接受这条路线的影响……现在我在神学院，在教会，在社会，都尽我的力不让‘左’的东西继续害人。我求神悦纳我这一忏悔的表现。”

　　这方面，丁光训的贡献体现于“第三次鸦片战争”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在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社会对宗教的判断，被写入中学政治课本。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宗教学术界为这句话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后被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丁光训是此次论战的主将之一。

　　丁光训一方主要为上海、南京等地学者。其论战对手，主要是地处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故此次论战也被称之为“南北战争”。北方学者坚持“鸦片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是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南方学者并不否认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著作，但指出在翻译中忽略了上下语境，甚至有翻译错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话因被列宁引用，也被广泛翻译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南方学者考证出，马克思的原话是“鸦片”，“鸦片烟” 是德语、俄语、汉语之间多次转译后的误译。因为在马克思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鸦片”是镇痛的药品，一般穷人消费不起，故而只能在痛苦时转向宗教。而“鸦片烟”则是毒品，由“鸦片”提炼而成。事实上，药品和毒品之间有巨大区别。然而，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和汉语的模糊，“鸦片”与“鸦片烟”时常混用，其背后是惨痛的历史记忆。于是，信教类同于吸毒，宗教领袖与毒贩无异。

　　丁光训等学者更考证出，早在马克思之前，已有十几位学者将宗教比作“鸦片”(不是“鸦片烟”)。而马克思只在青年时代提到“宗教是鸦片” 一次，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说过：“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据此，丁光训撰文说：“把这句话说成为马克思的首创和发明，马克思在天有知，会感到不好受的。说它一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这在理论工作者不仅是一个不幸的常识性错误，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降低到资产阶级知识界和宗教界开明学者早已达到的水平。”

　　此后的论述更为辛辣。《丁光训文集》中有这么一句话：“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句话在今天还值得重视。”

　　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鸦片战争”逐渐平息。90年代以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仍有出现，但“烟”字再不见踪影。此次论战，客观上也推动了宗教学和宗教哲学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困扰。“宗教是文化”“宗教是社会文化现象”等观点渐被更多人接受。

　　因信称义和爱

　　上世纪50年代初“三自”运动兴起，至少与基督教、天主教的本土化、中国化努力有关。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将中国的三自运动与英国圣公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自立相提并论。如抽去种种外在因素，这一比喻自有其合理性。

　　1980年起，丁光训任“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会长，仍大致保持自由派神学本色不变，并努力吸收新的神学思想，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努力。

　　1985年，他在金陵神学院讲座中公开介绍“解放神学”、 法国传教士德日进的“进化神学”和“过程神学”。

　　源自拉美的“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参与社会，甚至改变社会。巴西大主教卡马拉曾说：“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这句话曾被丁光训多次引用。从中，不难看出“解放神学”与当年丁光训本人的选择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德日进认为，上帝用6天时间进行创造后，并不是永远休息。上帝的创造仍在继续，到今天为止，人是过去的创造或进化的一个半成品。而“过程神学”进一步认为，上帝不但是创造者，也接受世界对他作出的反应，并对之作出反应。人的使命是在创造过程中成为参与者。

　　“过程神学”肯定并突出“上帝是爱”的观念。这也是丁光训神学中最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他曾公开批评教会中“关于圣经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并认为圣经中不全是上帝的话。如《申命记》中，以色列人出旷野后夺原住民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

　　丁光训说：“德国人是这样对待犹太人的。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进行大屠杀……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这是不是上帝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上帝，会这样残暴吗？”

　　在丁看来，要离开那“威胁人的上帝”“行事像推土机的上帝”，爱才是上帝的最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宇宙的第一因。因高举爱，丁光训提出淡化“因信称义”。据熟悉丁光训思想的学者、学生说，这是他努力将基督教中国化的良苦用心。因为高举“爱”，能让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最小，融入最为可能。

　　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因信称义”已是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基督教有强烈的“罪感”，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即蒙神的恩典获得救赎，而“白白地称义”。

　　但在客观上，“因信称义”将信和不信之人化为两界，信者上天堂，不信者入地狱。圣经上还有“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教训。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此，产生了“雷锋能不能上天堂”之类颇具中国特色的神学问题。

　　陈泽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丁主教看到一些基督徒，强调‘因信称义’导致‘因信废行’，因此主张淡化。” 丁曾撰文指出：“假如你信仰基督，任何事都是许可做的，这就是‘道德无用论’所宣扬的。它所推出的是上帝准许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做任何事情。” 更进一步，丁光训曾多次在演讲中提到：“作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对无神论者的主张要说‘阿门’。”

　　而连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是爱。它能够打开信与不信的藩篱，直击一切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陈泽民等熟悉丁主教的教师、学生都说，丁从来没有接受“因爱称义”，或用“因爱称义”取代“因信称义”。但前述神学思想已足够引起争论了。对偏保守、基要的基督徒来说，上述论述，如认为圣经中不全是上帝的话等，足够被判为“不信”。即使是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也有相当部分对丁主教的神学观点持保留态度。

　　然而，除少数极端案例外，丁光训大致保持着一个院长的长者之风。曾有一名学生并不接受丁主教的神学思想。丁却在家请他吃饭、交流。那位学生记得，饭后丁光训送他出门，走出老远，他还看到院长在路灯下挥手作别。这位学生毕业后，未进入三自教会。但在丁光训故世后，他仍赶来参加遗体告别。

　　这种长者之风也体现在其他方面。身为“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主席，他却将“两会”比作脚手架。他说，待建筑物——基督的身体(按基督教义即指教会)——最后建立好，脚手架就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