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白求恩"汉斯米勒：曾领导研制乙型肝炎疫苗

汉

中村京子和儿子在北京的小四合院家里

汉斯·米勒和他的孙辈

　　在北京安定门一处幽静的小四合院中，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已故男主人汉斯·米勒，是著名德国医生、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妻子中村京子，日本籍，在中国生活了60载；女儿米密瑞士籍，女婿德国籍；儿子米德华美国籍，儿媳中国籍；孙女米安琪英国籍……这个被称作“小联合国”的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50载。

　　不知拐了多少道弯儿，记者终于找到了米勒大夫的家。敲门，一阵犬吠声起，中村女士开门，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她看上去比80多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浓密的黑色卷发，白皙的面容，走起路来显得很轻盈。

　　“您和您儿子的中文说得真好！”记者赞叹。

　　“儿子是京腔，纯粹的北京爷们儿！”中村京子笑得前仰后合。走进客厅，只见书桌上摆放着《北京晚报》、《老年生活》等刊物，都是中村每天必读的书报，一旁还有用中文做的笔记。

　　“日文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反而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了解更深。”中村说。记者点头表示理解。举目四望，她的家中一尘不染，每件家具、用品都干净整洁，这让记者想到了她曾经的职业———护士。当年，也正因为她的一丝不苟，让米勒大夫一见倾心，甚至苦苦等待了两年……谈起过往，中村和儿子愉快地回忆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他是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生活近60载，曾领导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八路军中的德国医生

　　汉斯·米勒

　　他是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生活近60载，曾领导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

　　八路军中的德国医生

　　汉斯·米勒

　　□刘 畅

　　1

　　等待两年的爱情

　　1949年7月的天津，两位解放军战士的简单婚礼，引发了人们的好奇。用战友们的玩笑话说，一个西洋的德国佬，一个东洋的小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了爱情之花。婚礼的新人就是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米勒不懂日语，中村不懂德语，汉语成为他们感情交流的唯一纽带。

　　他们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中村回忆，“当时他说还可以等，但我说你别等，等我没有用的……”

　　中村京子1930年生于日本。1945年，年仅15岁的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日本青年一样，在一切为了“圣战”的狂热下来到中国，被分配到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学习。时隔不久，日本战败，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恐慌中的她为了能够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成为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在辽沈战役前线手术队，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德国医生米勒。

　　1915年，米勒生于德国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其儿子米德华向记者介绍：“我的爷爷是犹太人，奶奶是德国人，希特勒统治德国时，爸爸就到瑞士学医。他通过一位中国同学得知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那时爸爸刚完成学业，正在考虑去向。他毫不犹豫地离开瑞士，甚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相机筹经费，买船票来中国。”

　　1939年5月，米勒来到香港，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与廖承志相识。同年9月，经廖承志等人介绍，米勒前往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并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请求上战场，他说：“作为医生，战场更需要我。”在米勒的多番请求下，中共中央批准他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从此，这位拥有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德国人，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战地医生。

　　米德华向记者介绍：“爸爸在太行山前线工作，一次听说日本兵来扫荡，距离他们只有8里地，他们赶紧组织转移，那时爸爸有200个伤病员，40个重伤员，他带着老百姓背伤员抬担架，一趟趟往山上送。他们抬最后一个伤员时，山下已硝烟四起，真是非常危险。”

　　“爸爸最得意的是，有一次救了村里一对母子的性命。一个产妇难产，生命垂危，可他们就是不肯找一个男大夫，还是洋大夫去接生。在最后危急时刻，产妇的丈夫才跑来找爸爸，最终孩子和母亲都得救了，村里人竖起了拇指，这个事情让爸爸高兴了一辈子。”

　　辽沈战役开始后，中村被派到前方医疗队，负责配合医术精湛的手术队队长米勒进行手术。“我到最后(米勒去世)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喜欢我(笑)，可能因为我和他配合得很好吧，护士和医生配合默契很不容易。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知道要递给他什么工具。”

　　中村还记得，在自己即将离开时，米勒把她带到一棵大树下，“他让我坐在树根上，问我是否同意两个人一起生活。我一下子蒙了，那时我才17岁，真想回家啊！我对他说，我要回家，我们两个没什么可谈的了……”就这样，中村回到了原单位，在军队做老干部的保健工作。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一天，一纸调令，她又回到了米勒的身边。

　　米勒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单位的部长找我谈话，说你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们给他介绍过两个，他都不同意。你想想，他可等了你两年哦！那时我19岁，米勒比我大15岁，已经34岁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只是一个普通护士。我说，好吧，我想一想。”

　　中村开始尝试着和米勒交往，她渐渐发现，这个高鼻梁的外国人有很多优点。“米勒是个很有主见、坚持正义、不随风转舵的人，也不会刻意恭维领导，而且他身上有很多德国人的优秀品质，做事情相当精准、守时。”相处半年后，中村答应了米勒的求婚。

　　1953年秋天，当中村看到同乡开始返回日本时，她女儿已经3岁了。那时，她正在长春工作。“让我抛弃丈夫和孩子，抛弃这个家是不现实的，我不可能走。我忘不了和米勒一起去给医院的日本朋友送行，他们都一起向我挥手，一起喊‘中村加油！生活幸福！在中国好好过！’火车启动了，唯独我留了下来。”

　　2

　　买不起猩猩，用自己做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汉斯·米勒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虽然不像白求恩般家喻户晓，但正是他，引进了测试乙肝的试剂及乙肝疫苗技术，我国才得以成功研制出乙肝疫苗。

　　中村说，米勒一直惦记着中国的肝病防治。1972年中日建交，中村和米勒第一次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探望在福冈乡下的父母亲。“米勒专门去拜访了日本肝病学家西冈久寿弥，并且带回乙型肝炎检测的药液。”中村记得，这是米勒大夫一直想要的，他将试剂带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可是中国那么多人口，我们不能老跑到日本去要，中国一定要自己研制成功。”

　　“那时，北大人民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试验器械就是病人吊针用的瓶瓶罐罐，他们硬是在里面没日没夜，搞了整整两年，研制出乙肝疫苗。”中村向记者透露，其实最初，米勒是受到美国《科学》杂志的一篇学术论文启发。“后来疫苗研制成功，美国教授布朗伯格到中国来参观，看到是在这样的小房子里研制的，惊讶得目瞪口呆。”

　　中村饶有兴致地回忆着：“你们想象不到，疫苗刚试验成功必须要有临床试验，那时候医学惯例是用猩猩测试，可是他们太穷了，哪里买得起猩猩。米勒就和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商量，想用自己做试验。可是陶主任一直没说话，第二天，大家发现她已经偷偷给自己打了一针……”在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经过10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汉斯·米勒任名誉所长。

　　1989年，卫生部授予汉斯·米勒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最让米勒激动的是，1951年，他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7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3

　　在中国60多年，

　　从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1960年，米勒调回北京工作，直至1994年逝世。中村忘不了米勒生前的嘱托。“米勒说，我不在世的时候，你不要回家，就留在中国吧。我们认识是在中国战场的军队里，结婚也是在军队里，我们的结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共产党教育了你、我，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村告诉记者，虽然她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这么久，再没有遇到第二个和她一样的日本人，但她并不像有些人说的，觉得不太方便，“生活在中国，我心里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中村选择了留在中国。她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离休后，过上了和普通北京百姓一样的晚年生活。她对中国的政治非常关注，“我最近一直在看十八大的报道和解读，还认真做了很多笔记。”中村拿着笔记对记者讲，“你看我们十八大还是强调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次提出的几个重点建设里，除了经济建设，还提到了生态建设，第一次正式把生态也列进来。”

　　“您对祖国的大政方针这么关心啊？”记者问。“当然了，一个人离开了政治，就等于离开了生活，”中村还专门拿出十七大时她做的笔记来给记者进行对照，感叹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变化，“我女儿前不久看了一个国外拍的专题片，专门从瑞士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你真是太幸运了！跟随爸爸，留在中国。她看到很多当年的日本人来侵占中国领土，最后这些人的处境特别悲惨。我真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在中国60多年，中国每一次运动我都经历了，也参与了，我没有受很大的苦，现在最希望的是看到祖国有更大的变化。”

　　谈起中国的变化，中村滔滔不绝。她说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自己刚来中国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感觉到两大怪，一是中国人的着装怪，东北人都是大长袄，厚毡帽。女人的帽子最有特点，富贵人家的女士帽子中间一定有一颗翡翠；还有他们都吃大蒜，到处都弥漫着大蒜的味道。原来我在日本没有吃过蒜的，那种味道我到现在还能记起来。”中村又一次爽朗地笑了。

　　她说自己第一次感觉到变化是来到北京后。“那时候我们住在友谊宾馆，那里还住着很多外国专家，每逢周末外国专家的夫人们都会举行舞会，大家穿得很华丽；我发现中国百姓也有了变化，虽然还是穿黑灰白，但是款式不再那么单一了，领子、袖子都开始有了各种设计，说明大家有心情关注生活了。”

　　中村说，她和丈夫喜欢生活在北京的胡同，喜欢周围的邻居。他们出门从不仰起头高高在上，反而都是谦卑地低着头。“米勒是个很幽默的人，在延安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我刚开始住在这个小院时，周围邻居的条件还不是很好，很少有人和我交谈。可是后来他们开始和我打招呼，‘米奶，你回来啦？’‘出门呀？’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发现邻居们脸上的表情都变了，轻松下来，开始享受生活了。”

　　中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也看青年刊物，了解进步思想。”累了，她就去离家不远的北海公园散步，“公园里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原来散步的都是老年人，现在中年人也很多，各种小团体，演奏的、唱歌的、民间表演的……太丰富了！”

　　4

　　拥有6国国籍的中国家庭

　　在北京市地安门内大街的这座小院里，米勒和家人真正开始了作为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在这里，米勒的第二代、第三代陆续出生、成长，这个拥有6国国籍的“小联合国家庭”，无论身在哪里都无法割舍对中国的眷恋。

　　中村的孩子们都长着欧洲人的脸庞，操着流利的中文。特别是外孙女，是个标准的欧洲美人，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外孙女的中文说得可好了，你会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她每年暑假回来看我，一回来就纠正我的咬字发音，俨然就是我的中文老师。”

　　平日寡言少语的米德华，也让中村很欣慰。“我这个儿子就是典型的北京男孩，忠厚、热心、讲义气。”米德华和姐姐米密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米德华最早在英国公司从事贸易工作，经常出国，“那时候出来进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外国老板觉得手续繁琐，给他改成了美国国籍。米德华心里一直不愿意。他只喜欢中国。”

　　米德华青年时期，总是喜欢和周围的邻居在电线杆下一起打扑克，“谁输了就摸着墙走，他总对我说，妈妈这个多好玩，国外就没有。”中村回忆，80年代邻居们还没有汽车，谁要是生病了，晚上就来敲米德华的窗户，“因为他在外企上班，当时单位配了车。米德华总是二话不说就去医院了，不管多晚，还一定要等看完病，把邻居们再送回来。”居委会还曾给米德华送来锦旗，表彰他给胡同义务当保安，“那时候周围有小偷，邻居老丢东西，他就守在巷子口。”“还记得唐山地震时，很多邻居的房子塌了，住着临时帐篷。米德华买来好多敌敌畏，组织伙伴一起给邻居们除蚊虫，不知道烧破了家里多少脸盆……”中村再一次捂着嘴，幸福地笑着。

　　谈起中日关系，中村气愤地摇头，“我真的是想不明白，这是中国的岛屿，这是非常早的时候日本就有文件的！他们为什么不能看一看？为什么不往前找一找？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他们这么轻易地破坏了，非常可惜。”

　　“晚年您想回家乡吗？”记者问。“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啊！我喜欢留在中国，日本的女人多不自由，没有经济大权(笑)。中国妇女腰杆多硬，自己工作，经济独立，有社会地位，中国多好！”临别时，中村将记者送到门外，鞠躬道别，还不忘指着周围的街道说，“你看这里打扫得多干净。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