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胡适惺惺相惜 曾有误会有怨恨但又相互认同

▲陈独秀与胡适(右) (资料图片)

　　梁启超并不是个守旧的人，他只是觉得，以旧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旧文化，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他主张采取调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办法，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上发生影响。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旧文化派都看得更长远些，也多亏了有他和胡适这样的提倡者、维护者，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

　　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

　　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梁启超年谱长编》)他这里所说的“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他还说：“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

　　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

　　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陈独秀书信集》)

　　胡适所谓“旧事重提”，说的就是1915年以来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之间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当时，除了女同学陈衡哲支持他，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他的反对派。他深深感到了一点寂寞和失望，不禁感叹道：“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但是，当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并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却得到了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如钱玄同、常乃德等人的支持，陈独秀特别撰文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梁启超始终相信，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他说：“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而且，也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新诗写作的实践中去。就像当年胡适放弃与朋友们的争论，投身于白话诗写作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对白话诗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写不出《尝试集》一类的白话诗，但他写了不少半推半就的“白话词”，并总是抄寄胡适请他指教。《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三通梁启超致胡适的信，分别为1925年6月22日、26日和7月3日，涉及新词六首。今日发现一批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共十一通，其中论词四通，有两通我们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经见过，另有两通则不见于梁启超已发表的任何文字，信中所抄词作，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应是合集之外的“遗墨”。这也说明，梁启超与胡适的许多交往，至今还在公众视野之外，甚至不为学界所知。

　　从胡适这边说，与梁启超交往，或许还有一些顾虑，不能不顾及同一阵营其他人的感受。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书信集》)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傅斯稜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适来往书信选》)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却劝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

　　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二十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作一篇短文。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　作者/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