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邓伟:一生只做一件事

　　“人，出生的这天，就决定了人的死。人，活在世上都是有一定的定数的，只有长短不同而已。我感觉值得庆祝的不是自己的生日，而是在生命历程中，为了事业战胜困难经受住挫折以后的时刻，并非取得成功之后的庆祝。如果一个人能够庆祝自己战胜了失败，那才算是对自己的衷心的庆祝。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1992年4月13日日记，这一天也是邓伟的生日

　　邓伟

　　摄影作品

　　2013年2月3日，中国的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一天，我无知无觉，只在家平静度过。2月4日立春，单位组织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茶话会，有节目表演也有抽奖，内容很丰富。可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接到一个短信，一瞬间，竟然觉得这是个误发的消息。怎么可能，一个像他那样的人病逝，怎么可能没有什么预兆？“就在昨天离世，你可以去微博搜搜”。发短信的人回我。

　　单位的活动很喜乐，大家乐，我也跟着乐。但低头看手机，又瞬间泪湿眼眶。时哭时笑，荒诞如这个世间，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完该参加的活动。此时手机上的微博，这个消息已经在广泛转发，来自他曾经的同学、他所教的弟子。我已确信这一切是真的：摄影师邓伟，真的离开了人间。谁说的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突然感到，人与人之间，一段时间的没消息，很可能是在酝酿更大的坏消息。

　　“肺癌，他不让说，也一直在封锁消息，他不愿意别人去看望他。”很快我又从一位知情人那儿得到他离世的最基本的事实。我那时拼命在想，我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去年，去年的六月吧。我那时正在筹备伦敦奥运的文化版面。我能想到的作者中，排在第一的当然是邓伟。这些年，他旅居英国，拍了不少伦敦的照片。每次因为他出书，我们都有一次相见。对于我这样长年做图书版面又和他相熟的编辑来说，他原本可以打个电话，然后用快递的方式将书交给我，并且知道我会认真对待。但他仍坚持见面，“好久没见了，见面聊聊，地点你来挑。”这样的电话相约，几乎贯穿于他1999年后的每一本书的出版，而我之所以一口答应，也因为，每次他的出现，都如一面镜子，能照见我做事的疏懒与倦怠。我指的是就梦想的实现而言。

　　邓伟珍视梦想，所以你只要说一个愿望，他都会鼓励你努力去实现它。而与他交往这么多年，我只见他踩着坚实的台阶，一步步向梦想迈进，而我和他聊天说起的许多想法，都好像被平庸的生活挤压磨碎。执拗、认真，务实，而又谦虚，是我对他始终如一的印象。没有改变，甚至包括，旅英多年，已经能用英语顺畅地与人交流，但我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有着老北京底子的邓伟，知礼又知面，谦虚地面对自己，也面对这个世界。

　　梦想的最初

　　以书结缘，与邓伟相识已经十年有余，最初接触的是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画册，以及《我眼中的世界名人——邓伟日记》，很快又被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世界名人肖像展”震撼，使我有了更深地了解他、写作他的想法。当然吸引我的还有，能拍出这样精美人像的邓伟，竟然有着一双孩子般单纯与澄澈的眼睛。相对于镜头的准确利落，我甚至觉得他的言语表述有些“笨”。我那时好奇的是，这么一个嘴拙之人，何以说服那么多素不相识而又声名显赫的人允许他拍摄呢？因为我后来知道，就连说过吃了蛋何必看下蛋的鸡的钱钟书，也进入了他的中国文化人拍摄系列，这一切的最初，是怎么达成的呢？

　　当年的采访文章，在今天的网络上已经找不到了。但如果让我回想，我依旧能说出当时他告诉我的一部分：萌生了拍100个世界名人的计划，他便一笔一画地写信，寄出，然后等待；四年之后，他等来的第一封回信是一个失败的消息：香港船王包玉刚不同意他来拍摄。但这显然没有打击到他，1990年，他仍带着这样的梦想，去了英国。

　　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一个书媒人采访邓伟，实际上是多么徒劳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细节，都被他记在了日记中。以他特有的摄影师笔法：准确、精练、只叙述不抒情。而通过他嘴中表达出来的，一点不比日记中多多少。但我仍然愿意一次次听他讲，并且在自己的头脑中幻化成一幅幅画面。

　　我想象着，乍到英国的邓伟，如何在一间租金仅35镑的蜗居中开始学着异国生存。那个房子太小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所有的器材设备包括衣服都搁在朋友那里。那双梦想着拿照相机的手，如何攥着一个几公斤的熨斗，在工厂从早晨6点干到下午6点。因为干的活儿的种类太多，以至于最后一位雇主聘他时，他已经是一个洗衣、炒菜、整理房间样样出色的用人了……

　　比起后来他在摄影世界纵情驰骋的传奇，这些与摄影无关的事情，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仍是感动我的最主要的部分。无数次面对邓伟，我都会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原本都是有一个梦的，但我们的梦，在坚硬的现实之中变成泡沫。或许并不是现实之墙太坚固，而是我们自己不够坚韧——记得很多年前，有次聊天，我多多少少流露出想到异域一看的想法。“不多，哪怕一个月。”他听了并不打击我，而是说：那你英语必须过关。时隔这么多年，眼看着我的英文一天天地烂下去，我就知道，一个人想要成就什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我又必须说，即使最初的梦想很纯真，后来也多少有些实现，但到最后，仍然能保持梦想的纯度，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这么多年，我有幸同时也不幸地看到，许多奋斗成名的人，再不是我最初见到的那种眼神与表情，他们开始为名气所累，或者已经意识到，名气可以为他们换取什么，心有杂念，眼神就开始变得浮泛而游移。而我每次见到的邓伟，仍然可以让我见面就说出：你还是没变啊。

　　他会客气地回应：哪儿哪儿。这都过去很多年了。你当然可以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一个人怎么可能绝对的没变呢？这里我指的是他的眼神以及他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而我偏又处于成熟与改变之中，所以有时见面，竟然也挑衅地问他：为什么你的镜头只对准美好的东西。我知道有的摄影师，专拍垃圾场也拍得天下知名；有的专挑废弃的工厂拍摄，原生态的镜头后是另一种摄影观念在支撑，我其实想问的是：这么多年，难道你的摄影观念一点没变？那时候，我的眼前正放着他新出版的一本《中国美术馆馆藏邓伟捐赠作品集》以及《邓伟文集——门，轻轻地敲》。

　　他听了有些孩子气地着急，以为我指的是他的观念落后。“笔墨当随时代”，他举了自己一幅作品《时刻表》。那是他参加中国举办的《艺术与科学国际美术展》的入选作品，表现的是英国东部的老火车站。它早已经弃置不用，现在被装饰一新，用做旅游者的怀旧体验。作为旅游者邓伟到达那里，早上离开，晚上返回。一来一往间，他拍下了两个内容，一个是挂在墙上的老时刻表，另一个是带着板擦印儿的公告牌。将这两个细节解释给我，邓伟说，我想表达的意义是:时间是最公正的刻度，但相对于每个人的内容又各个不同，那些改变人生的细节也许就昭示在这张公告牌上，或许只是一次失物招领、或许只是一张寻人启事……

　　他还特别向我解释：这张照片显示了特别的制作工艺:数码打印，打印材质是中国宣纸。中国式的镜框托裱方式，四周用四枚银色不锈钢钉固定。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利用了公告牌板擦印儿的水墨效果。另外一幅《伦敦印象》，完全是印象派的拍摄法，记录的是他对居住十七八年的城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