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与《爱因斯坦文集》命运曲折 折射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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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良英与《爱因斯坦文集》的命运

　　许良英先生及其主持编著的《爱因斯坦文集》的曲折命运，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领域，苦苦追寻真理的历程

　　文、图/ 刘兵

　　1月28日，著名科学史家、学术思想家许良英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3岁。美联社在报道许良英去世的消息时提到他获得的荣誉，包括纽约科学院的海因茨·R·帕格尔斯奖和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安德烈·萨哈洛夫奖。

　　2006年，《纽约时报》在介绍许良英时曾将他称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的确，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中国最先全面地研究爱因斯坦，并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学术思想介绍给国人。不仅如此，许先生自己也一直以爱因斯坦作为其人生的榜样，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该书就成为中国人理解爱因斯坦的重要途径。因而，回顾许先生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历程，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个“农民”的爱因斯坦编译工程

　　许良英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时，他就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1939年，他“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年，许良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要他做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许良英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许良英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1957年，他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了党籍和公职，1958年回故乡务农达20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回到中国科学院新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一直是许良英学术研究的重点。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但又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1962年末，他原工作单位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寄给他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同时委托他负责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哲学所又将其一部旧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很快决定出版该书并预支了稿费，使许良英可以用这笔钱在乡下购买“劳动工分”以维持生活。从此，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开始了对爱因斯坦著作的编译工作。

　　为了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许良英1963年1月从乡下到北京住了4个月。他先是住在商务印书馆宿舍，几天后就因为是右派(尽管当时已经“摘帽”)而被赶了出来。后来，他到哲学所住了两个月，却又因同样的原因被赶出，最后只好住在朋友家中。其间，商务印书馆与许良英正式签订了约稿合同。此时，他听说上海科委的李宝恒也想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考虑到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作上多有不便，而李宝恒是党员，所以他就约了李宝恒合作。

　　在北京的4个月中，许良英从北京图书馆等处找了许多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籍，并借了一大堆书带回乡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翻译工作。他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以上。当时，农村晚上八九点钟便停电，他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到深夜一两点。在一年半后的1964年10月，许良英就完成了50多万字的译稿，还到上海与李宝恒进行了讨论。此时，商务印书馆却因为“四清”运动，一时也顾不上出版“爱因斯坦”了。

　　利用商务印书馆推迟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时间，许良英又写了长达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在1965年10月，又写成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在“批判”中被介绍到中国

　　在“文革”期间，从1968年开始，“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批判运动开始启动。相应地，爱因斯坦和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都经历了一场批判。

　　1971年10月，许良英从报纸上得知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于是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已译好的译稿，得到的回答是要他立即寄去成稿。不过，此时，那部译稿以及《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被上海方面的“写作组”因“批判需要”从李宝恒处强行“借用”。许良英在索稿而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写信给上海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不归还译稿他将“诉诸法律”，这才最后要回了译稿，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下落不明。

　　1972年3月，许良英将译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在成稿9年后国外又有新的资料，许良英和李宝恒又继续补译新资料和复校被上海“借用”时被涂改的原稿。正当这些工作进行当中，许良英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本《爱因斯坦言论集》，从其内容介绍上看与他的译稿完全一样。于是许良英写出揭露文章分别寄给有关人员和各地好友，并到上海交涉。经过谈判，上海有关负责人“指示”，《爱因斯坦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人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许的署名，并付给许稿费，并表示可以给许良英安排工作。对此，许良英明确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由商务印书馆按原计划出书，上海只能出节本。同时，许良英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申诉，信被退回后，他又将申诉信转寄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最终科学院出面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该书。

　　1973年9月，上海出版了《爱因斯坦论著选》，在扉页的编译说明中提到此书由复旦大学的十几个人“集体编译”，而且“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1965年间的旧译稿”。

　　考虑到上海抢先出版，许良英等人决定要将原稿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这个意见为商务印书馆同意。鉴于李宝恒当时在上海已无法继续合作，许良英又约了范岱年、赵中立两位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朋友(当年他们也曾因受许良英的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合作。1974年9月，译稿的第一卷(46万字)终于交到出版社，并在交稿后一周就送到了印刷厂排印。而此时，上海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此后又经一系列的波折，收录爱因斯坦科学论文的第二卷译稿也于第二年9月交稿。

　　1973年在将原编译计划扩充为三卷本时，有人对最初设想的《爱因斯坦选集》的书名提出异议，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而不能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于是书名改成了《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出版了。约一年后，1977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正式出版，第三卷的出版，则一直等到1979年10月。

　　当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自1952年后，爱因斯坦在中国就被批判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文革中更是“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胡耀邦便要求下属都去读《爱因斯坦文集》。

　　许良英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不仅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

　　许良英先生对爱因斯坦的这些评价，也是他自己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