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人播上海解放"第一声" 田汉为其歌声鼓掌

志愿者为徐炜老人记录“口述家史”

　　晚报 何雯亚 现场图片

第一批口述家史纪念册今天上午送到老人手里 　晚报 何雯亚 现场图片

　　今天上午，一个简单而不失隆重的赠送仪式在徐汇区康健街道举行。 6名老人从志愿者手中接过一份特殊的礼物——口述家史纪念册。本周日即是元宵佳节，他们会在阖家团圆的时刻郑重将其转赠给儿孙。

　　去年9月20日，本报曾以“长者渐次凋零，民间记忆如何留存”为题报道过公益组织 “绿梧桐”开展的“口述家史”公益项目。前几个月，康健街道对辖区内的老人资料进行搜集、梳理，锁定了20位“有故事的老人”。目前，首批近十位老人的口述家史纪念册已制作完成。

　　日前，记者跟随“绿梧桐”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前往其中三位老人家中，倾听他们讲述百年民间记忆里的历史细节。

　　她播出上海解放“第一声”

　　徐炜 92岁 曾听周恩来授课

　　“上海解放了！ ”1949年5月25日，电波中传出的声音高亢激昂，令无数上海人欢欣鼓舞。日前，记者在上师大职工公寓见到声音的主人——今年92岁高龄的徐炜女士。时隔60多年，回忆起昔日播出上海解放“第一声”时的情景，老人仍难掩激动。

　　军阀混战中 饱尝失怙之痛

　　1921年，祖籍广东东莞的徐炜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医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这个和美的知识分子家庭遭受巨大变故。徐炜的父亲时任平绥铁路南口医院院长，经常救治伤员。有一天，奉军一名旅长带着几个马兵来到陈家，说是感谢徐父救治伤员、希望他到奉军当军医。遭拒绝后，旅长撂下一句话——“军队明天上午开拔”。当夜，徐父搭火车前往在张家口铁路医院任院长的朋友处“避难”，徐母将孩子们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旅长来到徐家，见徐父不在便悻悻地走了。

　　不料，徐父在张家口救治伤寒病人时，不幸也染上伤寒，陈母便携四个孩子前往照顾。待徐父好转，一家人正预备回南口时，却与旅长狭路相逢。旅长怒道“你想逃！ ”，便挥舞着马鞭抽向徐父。徐母赶紧带着孩子回张家口医院找人来救，当人赶到时，徐父已蜷缩在马路上。大病初愈，再经一番折腾，徐父终因伤寒症复发过世。当时，徐炜才3岁，她的小弟还没满月。

　　年幼失怙的徐炜在母亲的教导和呵护下长大。小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贝满女中。贝满女中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这为徐炜的一生奠定了基调。

　　神秘的“53号” 飞来“百灵鸟”

　　参与“一二·九”等救亡运动的哥哥是对徐炜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1936年，徐炜参加进步青年读书会，和哥哥等热血青年唱进步歌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16岁那年，她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会这一党的外围组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徐炜一家辗转来到武汉。哥哥报名参加“抗战常识研究班”，徐炜和妹妹跟着去听。“第一天给我们上课的是周恩来，后来邓颖超、董必武都来讲课，他们讲长征的故事、讲抗战的形势，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的课！”徐炜回忆说，“邓大姐很爱护我们，还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望。 ”研究班结束后，徐炜不愿回家，求知的渴望、爱国的热情在她心中激荡。最后，哥哥叫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门牌号为“53号”的寓所。 “到了那儿，发现好多北京来的流亡学生，都在搞救亡活动。我年纪小，老爱唱歌，大家都很欢迎我。 ”徐炜说，直到一名学员得知她不是党员，大家对她的态度变得有些微妙。当时她并不知道，在“53号”学习的都是地下党。

　　徐炜还记得，“身份暴露”那天午饭后，1945年以董必武秘书身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陈家康找到她说，“你在这儿学习不合适，还是回去吧”。徐炜说什么都不肯。陈家康只得给了她一本书，《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说第二天考试，考出来才能留下学习。徐炜紧张极了，深夜不睡觉只顾看书。陈家康见她学习态度如此积极，就允许她留下学习。 1个月后，误打误撞进“53号”的徐炜火线入了党。

　　田汉、冼星海 为她的歌声鼓掌

　　在 “53号”学习了一个月后，徐炜加入“武汉青年救国团”。有一天，为准备一场欢送八路军的演出，李克农分配给她的节目是田汉的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因演出效果好，徐炜成了“歌咏干事”，经常到学校教学生、去医院慰问伤病员、在街头演唱鼓舞大众。

　　徐炜回忆道，1938年有一天，音乐家张曙让她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院子里练他的新歌《丈夫去当兵》。唱到第二遍时，徐炜觉得背后好像有呼吸声。回头一看，田汉、冼星海等好几个人站在后面，见她回头纷纷鼓起了掌。 70多年来，这个场景始终令她印象深刻。

　　此后，徐炜随“抗敌演剧队”到桂林工作，又在当地的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 1942年，徐炜来到重庆，进入音乐学校学习。她一生与音乐结缘，解放后历任上海广播乐团副团长、中央广播文工团合唱队党支部书记、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声乐教研室主任，1985年离休。

　　聊到兴头上，徐炜老人干脆放开歌喉，唱起了在1937年从北京驶向广东的船上曾彻夜唱个不停的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月租一两黄金的私营电台和上海解放“第一声”

　　1946年，徐炜从音乐学校毕业，她受命从重庆搭船来到上海，组织指示她找社会工作做掩护，“潜伏”下来。直到1948年夏天，时任上海协进女子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徐炜，受命与姚牧等组建“上海广播乐团”，党需要广播电台来迎接解放。

　　一开始，他们以做商业广告为名，在国民党官办的“上海电台”开展地下斗争，先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和民歌，逐渐加进了一些进步歌曲，终于招致国民党当局注意。换了3次电台后，他们不得不把阵地转移到私营的中华自由电台。在电波中，他们演唱和教唱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音乐家的作品及《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进步歌曲。随着听众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然而，私营电台每月要收一两黄金的使用费。为凑出这笔钱，徐炜和同事们分头想办法，教书、当临时演员、把教唱的歌曲印成歌片出售……“很多听众很热情，买歌片的时候特别说明‘不要找’。 ”

　　1949年春天，党组织交给徐炜和播音员钱乃立两份铅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安民布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要求他们在解放上海的枪声一响，就千方百计去占领伪上海电台，通过电波向上海人民传递上海解放的胜利消息。

　　最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1949年5月25日拂晓，听了一夜炮声的徐炜在丈夫吴凇的陪伴下早早出门，从位于凯旋路的家中赶到大西路7号(今延安西路129号)。“我太激动了！看到街上的解放军战士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在武汉的时候，我冲着他们直挥手，他们还是很严肃，我才反应过来，他们不一定就是在武汉时候的八路军战士啊！ ”徐炜回忆道。

　　与钱乃立夫妇会合后，穿着工装的两个播音员，以学生身份来到位于乌鲁木齐路上的国民党电台。在地下党文委两位同志的配合下，徐炜走进播音间，对着话筒用高亢激昂的语调播音：“听众们、市民们、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清晨胜利地进入了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现在，我来宣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民布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 ”宣读完后，他们又赶到中华自由电台，和广播乐团的同志们轮流播讲 《安民布告》和 《入城守则》，还唱起了 《东方红》和 《解放大上海》等歌曲。

　　徐炜回忆说，那一天，就连苏州河以北还未解放的虹口、杨浦等地区的一些市民，也打来电话说“收听到你们的广播了！”

　　她把“三乐主义”写进家训

　　沈志容 103岁 解放前坚持“独身主义”

　　前不久，记者来到沈志容老人位于桂平路的家中。103岁的她精神矍铄、腿脚灵便，讲起话来中气十足。 “就连去医院看病时，医生看到我医保卡上的年龄，也问我是怎么保养的！ ”老太太如今儿孙满堂，虽无亲生子女，但家中小辈无不敬重、关心她。她希望小辈们记住她的长寿秘诀“三乐主义”——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

　　出身书香门第 投身儿童教育

　　1910年10月16日，沈志容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四姐妹中排行第三。 “我特别感激父亲，那时候不读书的人很多，但我父亲对小姑娘也器重，都给我们读书。 ”沈志容的父亲沈进顷是书法家，还办了小学、中学，他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把四个女儿都送到自己开办的学堂接受教育。 “小时候我一直在读书，数学语文音乐什么都读。每天早上8点钟去学校读书，下午4点放学，回家后和姊妹一起做回家作业还是挺开心的。 ”沈志容回忆道。

　　18岁时，沈志容进入幼稚师范求学，毕业后便进入原南市区尚文小学做教师，一开始教数学，后担任学校总务主任，将全副心力都投入到儿童教育事业中去。到了上世纪50年代，沈志容因美尼尔氏症提前退休。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自家儿孙，沈志容都坚持严格培养，教育他们要“为社会、为国家做事”。

　　抗日战争时期，沈志容的父亲离世，家人逃难，从苏州逃到乡下，再从乡下逃到上海，在静安寺的亲戚何家收留了他们。大半个世纪风雨飘散，沈志容至今仍感激何家亲戚在战乱时照顾了一家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沈志容早已退休在家。她说，“我人缘好，没有一个人批斗过我。 ”

　　“要教育好小辈；一家人要和睦；记住‘三乐主义’——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 ”这是沈志容老人的家训。她说：“2010年生日前，现在的市委书记、当时的市长韩正来看望我，我觉得很荣幸！我说了我的长寿秘诀‘三乐主义’——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一个人要乐观才能身体健康，心情不好等于白吃、白锻炼；一定要知足，如果不知足就永远不会快乐，我经常抱着感恩之心，我觉得非常快活；能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帮一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有时候张嘴讲一句话也能帮人。 ”

　　曾经坚持独身主义 如今幸福儿孙满堂

　　采访中，沈志容老人自豪地展示了全家福照片，并一一介绍“这是大儿子一家”、“这是侄孙一家”、“这是二女儿过80岁生日的时候照的”。 “我们家里和和睦睦、开开心心，我的孙子、孙女、外孙对我都好得不得了。 ”离春节没几天，她很期待年夜饭时，儿孙绕膝、团团圆圆的热闹景象。

　　其实，这些儿孙与沈志容都没有血缘关系。别以为“独身主义”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早在解放前，当时还年轻的沈志容就是个打定主意“绝对不要结婚”的独身主义者。

　　她的理由很简单，“旧社会的时候男人娶小老婆，花头很多的，女人日子不好过”。解放后，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可当时沈志容年纪已长，不想结婚。学校领导和同事都劝她，还是应该成个家，又介绍了当时在敬业中学教书的刘先生给她认识，也就是她后来的夫君。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打听挺巧的，就像是前世的缘分一样，他也是苏州人，我苏州的一个姐妹的同事在他们家做过家庭教师，说这家人家挺好的、清清白白的。”45岁的沈志容终于同意嫁人。她笑着回忆，“我先生有二子二女，当时大儿子、大女儿都已经结婚。我别的都不怕，就怕小辈不睬我。本来我一个人过得挺舒心的，万一小辈给我脸色看，那我结婚不是受气嘛！ ”好在，儿女对她都很尊敬。

　　沈志容还记得与儿子间的一段对话。她对儿子说：“一家人最重要是和和睦睦、康康乐乐。若要好，老做小。 ”儿子当即答道：“若要好，小敬老。我们小辈一定尊重你们长辈。 ”“他们当时都那么高、那么大的人了，叫我一声‘姆妈’不容易的！ ”

　　她也承担起“姆妈”的责任。小孙子从出生后，她一手带到18岁高中毕业，从学业、生活习惯全方位“培养他出彩”。提起年过五旬的孙子，沈志容老人激动不已，“从向明中学毕业后他就到美国读书了，每年都回国给我做寿！ ”

　　他曾致信市长要求入伍

　　陈鸿康 78岁 退休后当起“馆主”

　　在徐汇区康健街道 “玉兰园” 41号居民楼5楼，有一个 “鸿康体育文化收藏馆”，免费展出上万件体育藏品，至今共接待近300批参观者。

　　78岁的 “馆主”陈鸿康老人年轻时曾致信市长要求入伍、当过部队的 “优秀射手”，退休后把毕生所藏与众人分享，老有所乐令他总是笑得眉毛弯弯。

　　人生两次不测都与“船”有关

　　陈鸿康出生于1935年，祖籍宁波。父母在他幼小时就来到上海工作，他由祖母带至9岁才来到上海与父母共同生活。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由于家境原因，陈鸿康在小学四年级时不得不辍学。

　　他人生中两次不测都与“船”相关。第一次是在1945年，身为海员的父亲因轮船遭遇敌机轰炸不幸去世，家中顿失顶梁柱。作为长子，才十岁多的陈鸿康就和母亲共同承担养家的重任，他与母亲、舅舅一起摆摊卖蔬菜和水果以维持生计。第二次是在1958年，陈鸿康在出差途中遭遇撞船事故，导致6根肋骨断裂，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尽管事故发生前我已决定听从部队领导有关继续留在部队以培养提干的建议，但年轻倔强的他不愿因伤势较重而成为部队的“累赘”，便提出退伍请求，不顾领导屡次挽留从舟山回到了上海。

　　陈鸿康的口述家史对他在部队服役的经历着墨很重。1955年，上海开始征兵，由于那一年只招郊区的义务兵，陈鸿康和上海市区的有志青年一起向当时的市长陈毅写信，表达渴望入伍的热切心情。第二年，陈鸿康正式入伍，服役于浙江舟山。在部队期间，他表现突出，1956年被评为一级优等射手，1957年又被评为二级优等射手，因年度军事成绩优秀，被授予三等功一次。这一年，陈鸿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辈子结缘体育，当过摩托车教练

　　1951年，经继父的朋友介绍，16岁的陈鸿康到位于福建路广东路路口的“荣宾”弹子房上班。那时候流连球房的大多是老板、小开或高级职员，“荣宾”的生意一直不错，常常要忙到半夜11点多才关门。陈鸿康每个月加上饭钱共有48.26元收入，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第二年，陈鸿康参加上海文艺工会业余学校的文化课，边工作、边学习。

　　家史记载得一丝不苟，老人的人生轨迹在一次次讲述、记录、整理、确认中渐渐清晰。1959年，作为国家三级乙等伤残军人退役后，陈鸿康先后在上海新都溜冰场、黄浦区体委工作。他曾在黄浦区国防体育俱乐部担任负责人兼射击项目教练，后又成为上海第一批摩托车业余教练。 1968年，陈鸿康当上黄浦区业余军事体育学校校长……

　　浏览着志愿者为他整理、制作的口述家史样册，陈鸿康不由感慨万千。 “人生的很多经历，虽然也零零碎碎地告诉过子女，但如果没有这个契机，肯定不会源源本本地回顾、讲述一生，也不会有人对过去的事情探个究竟。 ”陈鸿康说，他很期待把厚厚一本口述家史交到子女手里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个完整的回顾，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

　　老公房里创办体育文化收藏馆

　　1982年，他被调至上海市体委工作，次年起一直负责接待国内体育赛事代表团。工作中，他接触到各种体育奖品、纪念品，一枚小徽章、一个钥匙圈、一对袖扣、一面旗帜……在别人眼中不起眼的小物件，在陈鸿康眼中却如珍宝一般。他的第一件藏品始于1976年的上海国际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的瑞典队领队赠送给他一个带有瑞典国旗的精致钥匙圈，他萌发了收集这些体育纪念品的想法。在收藏过程中，他愈发感受到体育文化的魅力及体育交流对各国人民友谊的促进作用。

　　在朋友、同事、领导的帮助下，陈鸿康的体育藏品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近15个大类上万件。他还被中国体育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谷丙夫赞为“体育奖章奖杯全国第一人”。

　　2004年3月18日，陈鸿康在仅有70平方米的家中，硬是腾出一个14平方米的房间，创办了“鸿康体育文化收藏馆”，每一件展品都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自开馆以来，陈鸿康家中便时常人来人往，收藏爱好者、小区居民、中小学生纷纷前来参观。至2012年年底，他共接待参观者275批共2500多人。

　　记者 朱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