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铁了心要整垮"秘书"尹壮图：死要面子(2)

　　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结果，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几十个行宫，八十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热热闹闹大庆了一个多月，各项花费不计其数，竟然没有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大量结余。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史列传？尹壮图传》)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宽绰了皇帝手头，还挽救警戒了不法官员，可谓一举多得。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弊政，其危害性简要说来至少有这么四点：一是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加速了他们的敛财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程度；二是使用官员变相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三是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变本加厉地增加下属和底层百姓的负担；四是以钱顶罪，有罪不究，法律变得形同虚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败。

　　四、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

　　乾隆既然听不进尹壮图的意见，自然要想方设法堵住他的臭嘴。以皇帝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易如反掌。可这样做未免过于粗暴和简单了，同时会落下庇护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声，死要面子的乾隆当然不会如此行事。为了既能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太平盛世景象，又能使尹壮图“心悦诚服”地承认错误，甘当反面教员，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开场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弄清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当年十一月的一天，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

　　乾隆一方面承认尹壮图的建议确实不无见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那就是督抚人才难得，才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采用罚款的方式予以惩戒，然后从宽处理，照常任用。接着乾隆又承认，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朕的期望，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绝对保证没有。乾隆于是顺势写道：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奏折，必然掌握了事实根据，那就请一一指实上报。言下之意是：只要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姑息。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员的犯罪实据，不仅拒谏之心已经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且明里暗里都藏着杀机。此时最聪明的应对之策无过于马上认错谢罪，回复说自己并无实据，建议也十分荒唐，经圣主教育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恳请皇上原谅鄙人的鲁莽和冒失。这样做虽然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却可以免祸上身。

　　梁朝的贺琛就是这样做的。

　　梁大同十一年(545)，针对梁朝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任散骑常侍的贺琛上疏泛论时弊，一共写了四条意见。大意是批评梁武帝对官吏过分宽容；梁武帝本人又喜欢亲近任用奸诈小人；皇帝的使臣严重干扰郡县；地方上的官吏大多渔猎百姓；风俗奢侈，道德沦丧，再不整顿吏治，崇尚节俭，远小人，亲君子，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勃然大怒的梁武帝当即把秘书召来，口授敕书，对贺琛的疏文逐条进行批驳：他质问贺琛所指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数目，用难以指实的问题来为难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苛求责备他。他还质问和威胁贺琛说：“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猾；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哪里夺取？给了谁？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个应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项目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朕听！如果不一一列出，那你就是有意蒙蔽欺骗朝廷！”

　　梁武帝在敕书中虽然严令贺琛必须一一指实所揭发的问题，并表示他“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上来的意见，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但深知梁武帝有护短毛病的贺琛哪里敢再说什么？只好向梁武帝认错谢罪了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不聪明圆转的人当然也有不少。明朝的兵科给事中张作楫，就是这样一个“笨蛋”，结果吃了大亏。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兵进入喜峰口，明朝守将抵抗失败，退保昌平。崇祯一面命令宦官李国辅等人严守关口，一面急召各镇部队火速入援京师，并宣布北京戒严。同时，崇祯命令众大臣上书献计献策，共御外侮。张作楫奉旨条陈，崇祯看到他的疏文中有“提兵十万，逗留不前”等语，即令张作楫回话，要他说清楚指的是谁？在当时，拥兵不前确实大有人在，如兵部尚书张凤翼受命统帅军队，太监高起潜监军，与宣大总督梁廷栋互为犄角，然而他们都不敢挥师出战，这便是明显的例子。但当时并没有提兵十万的将领，这一点也是事实，所以崇祯认为他是胡说八道，一定要他说明白。其实，所谓提兵十万云云，在疏文中无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实指，这是稍知文章作法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张作楫当时随便写上这么一句，哪里想到皇帝会抓住不放呢？所以一听说要他当面说清，心就慌了。而在此之前，张作楫曾因上疏言事连续三次受到处罚，这次如果不是奉旨条陈，他根本不打算建什么言献什么策，谁知运气如此不好，一上疏就触霉运。在“奉旨指名”时，他知道自己免不了会遭处罚，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壮着胆子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并为敌人护送辎重。疏文中还涉及兵部尚书杨嗣昌，把别人不敢摸的老虎屁股全都摸了一把。崇祯见到此疏，怒不可遏，拿起笔就在疏文上“×××”地大笔涂抹起来，以致“皇上”二字也被画上了一个大黑“×”。不久处分就下来了：革除张作楫一切职务！(《三垣笔记？崇祯》)

　　既是饱学之士，又在中枢机构工作了十多年的尹壮图，理应知道历史上有许多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清楚晚年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他是被乾隆表面上的“虚心纳谏”所蒙蔽，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耿直老实之人，总之他见到皇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又表示一定会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对贪官进行严惩，就稀里糊涂地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精心设下的圈套：

　　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臣路过那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详细调查取证。‘若问下令摊派或逢迎搜括之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秘密交易，外人岂能得见？’因此实难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皇帝不相信臣的话，可以选派满洲大员和臣一道去各省秘密调查钱粮亏空情况，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确凿证据。

　　看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乾隆立即穷追不舍，对尹壮图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

　　尹壮图的复奏还是没有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客，拿空话来搪塞。朕做皇帝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和各省漕粮两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灾害，还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怎么会“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如果真如尹壮图奏折所称，岂不是“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在朕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乾隆实录》卷一三六七)

　　乾隆这几句话是十分严厉的。他认为尹壮图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多年成绩的全盘否定，也是视自己为糊涂皇帝，所以令他分外伤心。

　　乾隆于是再次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道听途说究竟“闻自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如果不能“逐一指实复奏”，再用空言假话搪塞，那就是自蹈欺罔之罪！

　　尹壮图这才醒悟上了皇帝的大当，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不能指出确据，请求皇上治罪。

　　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晚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秘密指派和珅向有关省份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应付检查的各项准备。尹壮图不是提出要下去密查吗？乾隆虽然拒绝了他的密查要求，却不妨利用这个自动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进行现身说法，于是一面命令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下去“切实盘查”，一面发布上谕通告全国：

　　“尹壮图逞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看到皇帝通告之后，地方官员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设法挪移，弥缝掩饰”。有些“爱憎分明”的大臣，甚至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

　　盘查尚未开始，结论就已作出，胜败也已明了，等待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