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中的盗窃诈骗案:多是小偷小摸行为

　　“石家庄，民国那些事儿”系列报道之二十七

　　核心提示

　　杜吉善，30岁，因贫困无法度日，窃取同乡苏金山棉衣被两件，盗窃之后迅速将其典当出去，赃款马上消费。这是载于石门地方法院检察处《预审杜吉善窃取一案》中的一段文字。像这样的案件，在民国档案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其实，现在多见的一些案件，如使用丢包计骗取行人钱财，1935年的《商报》就多次通过披露此类案件，提醒市民小心防范。民国时期，有的高明骗子甚至开始利用城市大众传媒为工具，欺诈社会公众。

　　八十年前的骗术，现在依然可见

　　1936年7月22日，出版的《正言报》披露了一起在石门市抓获盗窃惯犯的案例：李振声，25岁，北平大兴县人，伙同24岁的陕西榆次县人刘其海，一起结成盗窃团伙。两人曾专门拜师学诈骗技巧，学得“高卖术”（即吃柜台之小绺），长期流窜作案。他们曾在本市商场内偷窃过洋人物品，还有在桥东盗窃煤油的犯罪记录。曾与被石门市警察二分局抓捕的诈骗犯展新贵结伙，在郑州行窃时被警察抓获，经法院审判羁押在看守所。期满释放后，便搭车前来石门市。在街头游荡数日后，屡次找寻目标准备实施盗窃未果。由于本市各商号十分严紧，毫无破绽，不得下手，二人计议欲赴正定行窃。遂于次日下午三时半赶到车站，当平汉铁路第72次列车起动时，两人竟然扒车而上。不料在火车上伺机行窃前，被“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人员发现，立即将其二人扭下车，偷窃高手就这样再次被抓获。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各种商贸交易活动迅速增加，由于社会风气败坏，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财物诈骗犯罪活动明显上升。诈骗活动遍及城乡，诈骗身份五行八作，诈骗手段千奇百怪。这些年存在的骗术，如骗子在城市道路上合伙作案，使用丢包计骗取行人钱财等，在1935年的《商报》上，就曾多次披露，记者们通过一例例案件，提醒市民小心防范。

　　城市环境催生犯罪温床

　　八十年前，石家庄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在大机器带动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周边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很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大批背井离乡怀揣希望的人到城市寻找他们的梦想。

　　但是，实际情况正像《南窑坑的贫民窟》一文所说，“许多刚来这里的人，对情况还不了解，认为这里一定比乡下好，特别亲眼见到街道上整日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买卖兴旺发达，就认为这里一定是个能养活穷人的好地方。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城里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好。”城市有限的新经济不能将外来移民全部吸纳，于是多数外来破产者形成了游离于城市经济结构之外的游民阶层，大量游民客观上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不能过上正当职业生活，在得不到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其中的少数人选择用不正当方式谋生。

　　“石门本为五方杂处之地，居民混杂，良莠不齐”。一些人生活在新环境氛围里，受物质刺激，被奢侈熏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形成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于是出现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不正风气，社会腐朽思想观念甚嚣尘上。作为新兴城市的石家庄，以诈骗财物、盗窃财物为主要特征的侵犯财产犯罪迅速增加，对于大量城市游民而言，城市的生存环境既给了他们压力，也给了他们启示，走投无路之下，促使他们纷纷效仿犯罪，前赴后继，于是形成了城市治安秩序恶性循环。

　　财物诈骗犯罪活动明显上升

　　民国时期，有的高明骗子开始充分利用城市大众传媒为工具，欺诈社会公众。譬如，利用报纸在经济活动中传播信息的功能，大肆制造假信息骗人。据民国时期在石家庄从事过报纸记者和编辑工作的何平先生说，“那时候，只要登广告的人肯出钱，多么虚假骗人的东西也可以登广告”。经济欺诈活动一般都离不开经商，有买空卖空欺骗店家的，有以假卖假欺骗顾客的，更有使用假币购物的欺骗犯罪活动。例如，1932年11月的《警务旬报》刊发的《预审李福寿行使伪币一案》，就是一起比较典型伪造假币案。

　　在经济交往活动中，不履行合同约定，携款潜逃者大有人在。《商报》曾披露一起《成衣铺掌柜诈骗携物潜逃》的案例，据石门市场街的市民群众向民族街公安分驻所报告，在本街28号房内，居住的房客刘子祯，30岁，南宫人。开设德庆隆成衣局，于案发当日10时，携带所有衣料和衣服成品逃走。经该公安分驻所派遣的侦探警长王生海前往侦查，证实该案犯刘子祯不但亏欠客户大量预交款，并且将委托加工的电话局职工装，一并拐走。

　　无奇不有的盗窃案件

　　民国时期，在石家庄发生了许多起因贫穷而偷窃案件。偷窃虽然历来都属于轻罪，但是偷窃等于不劳而获，所以在任何社会都为法律所不容。河北省民政厅警务处于1933年10月编辑出版的《警务旬报》，披露了一起小偷小摸被法办的案例——《预审张脑子窃盗一案》，这是

　　一个典型的偷盗物品案件：

　　“据公安队长李得胜呈送窃犯张脑子及赃物蓝粗布小褂一件、白布口袋一条……据张脑子供称,因贫由石门新开路李荣歌家窃取蓝粗布小褂一件、白布口袋一条，行至街中被警士盘获，以案关刑事，即经函送石门地方法院检查处，依法讯办。”

　　石门地方法院检察处讯办的《预审杜吉善窃取一案》，则是一个偷盗物品再去卖钱的典型案例。小偷杜吉善，30岁，大名县人，家住五条胡同六号，因贫困无法度日，便窃取同乡苏金山棉衣被两件，盗窃之后迅速将其典当出去，赃款马上消费。

　　构成盗窃罪的一个要件是“秘密地转移”，所以说，盗窃犯罪行为一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环境条件影响，许多盗贼为了隐蔽地和秘密地实施偷窃，必然要安排适当时机作案，精心算计入室盗窃作案时间。譬如，有的窃贼多选择在凌晨人们熟睡时刻作案。1941年1月的《石门新报》曾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石门“合义里胡同”居住的夏志成等，实施了三人合伙行窃。他们选择作案的时机是“天将破晓，人方酣睡之际”，入室盗窃了他人的“名人牌烟四匣”。尽管选择了不易被人察觉的时间作案，最终是人赃俱获，被警察局移送审判。还有的盗贼专挑利于作案的天气条件，借助天气作掩护实施盗窃。1935年8月，《商报》刊载了一个此类案例：石门市新兴街22号的住户郭镜海，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下雨天气让他家招了贼。因案发当天早晨，大雨滂沱，黎明时分，一家人都在熟睡。窃贼越墙入室，将屋内衣服、器物大肆搜掠之后，全部裹挟而去。等到天亮，郭家人一觉醒来，才察觉失窃，但为时晚矣。所以说，民国时期，石家庄的盗窃案件发生比较普遍，只要出现一点防护疏忽，有一点漏洞可钻，盗贼们便伺机而入。

　　在民国刑事档案中，石家庄发生的偷盗案件较多，而且大部分是小偷小摸行为，系因家庭生活困难偶尔偷窃财物的。有些盗窃者在实施过程中被人发现，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要另当别论，当它转化为抢劫罪之后，只要被抓获，多数都会被移送法院处理。

　　文/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 李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