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向胡适请教新思潮 未能将其留在大陆

　　1936年，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就向斯诺直言：“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生于1891年，比毛泽东大两岁。1917年9月，当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就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特别是他在《新青年》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响彻阴霾的春雷，使众多青年学子的心情为之一振，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从湖南师范毕业后，经过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章士钊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胡适是留美学生，是新派教授，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上课。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讲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后来，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毛泽东后来的岳父)的介绍，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并讨论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还在湖南长沙的时候，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等，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中一些怀有抱负的革命青年，为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活动。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但到了临行之前，他却决定自己不去法国了。

　　一年之后，即1920年3月14日，他给老师周世钊的信中提到这件事，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有些人只是一种‘谜’。”他特别说明，“我曾以此事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看来，毛泽东愿意留在国内研究中国自己的事，也得到胡适的肯定和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从事国内问题的研究与革命活动。当时，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他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之拟定章程，并提出首批亟待研究的几十个要研究的“问题”。其中包括十分具体的如“女子交际问题”“中等教育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杜威教育问题如何实施问题”等等，大都是胡适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年七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刊物，从第二期起，连续登载了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此前，毛泽东离开北京时，曾专程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确曾关注过湖南的情况，当他看到这个《湘江评论》刊物与毛泽东的文章，及时给予推荐与评介。

　　《胡适日记》载，1920年元月15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谈什么事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曾经谈及，原来他想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就办学的宗旨与初步计划等问题特向胡适求教，他说“自修大学”的名字还是胡适起的。

　　4月，毛泽东在湖南参与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他立即给胡适写一明信片，报告湖南的大好形势。信中说：“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指湖南督军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由此可见，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对胡适的敬重。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信仰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毛泽东与坚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胡适，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仅失去了早年的友情，而且逐渐走上了相互敌对的地步。

　　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他认定国民党为正统，但又反对一党专制和独裁，从不愿参加政府，保持个人独立与言论的自由。抗战胜利后，就如何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与董必武做过长谈，他规劝共产党作为国内第二大党参加选举。1946年7月，国民参政会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傅斯年、章伯均等访问延安，毛泽东特别通过傅斯年向胡适问好。这时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就因润之先生“感念旧好，不胜驰念”，按照与董必武谈话的基调，拟了一份长约三百余字的电报，于8月24日从纽约发给毛泽东，对于胡适一厢情愿的规劝电报，毛泽东理所当然不予理睬。

　　几年后，中共依靠武装的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但对在学界影响很大的胡适，毛泽东还是想拉他一把。据季羡林说，一个胡适的学生(地下党员)曾对胡适说，延安方面传来消息，请您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长。但1949年4月，胡适离开大陆，又一次去了美国。

　　(苏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