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史铁生和他死不掉的部分

    ◎ 陈先发

    在清明节前后谈谈逝者，这些年对我来说，已是逼近本能的习惯了。这回想说说史铁生。前一段有个欧洲学者问我：史的文字，从哲思角度观察，算不上有什么深刻的洞见，对他所在时代真相的揭示也谈不上振聋发聩，为何他能获得几乎可说是超拔的巨大声望？有读者对他个人际遇尤其是对他重病的同情在内？我对他说：以同情这个词加于史铁生这样的作家，未免是件残忍的事。对我这样的读者而言……可能占读者的多数……史，虽然逝去，他身上却有着“死不掉的部分”，即他与这个时代趣味的决然对立、与时代风习的远离，这种对立与远离中有着正在中国快速复苏的最基础的人性力量。纪念史铁生，事实上也是在纪念我们自己身上的缺口……属于同一性质的，还有逝去的诗人昌耀、海子。

    我只在京城一次聚会中见过史铁生一次，除了礼节性的寒暄，连次深谈也没有。知道他生于1951年，在1972年即不幸瘫痪：这可算是一个人生命力最为勃发的年龄，他自己说是“最狂妄的年龄”。后来又身患尿毒症，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每周3次的透析，1000多次针刺，让他的血管变成了恐怖的蚯蚓状。在这样循环往复的病痛折磨中，他写出了几乎每个中学以上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我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等杰作。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逝世前的近30年，史铁生创造力最为盛炽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文坛最为浮躁喧哗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过度趣味化与过分热闹，各路人马高举先锋派的旗帜，展开对修辞术和新表现手段的疯狂追逐——我们可以从两面来观察这一现象：一是它确实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附庸角色的努力，迅速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二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努力过度地陷于“趣味”“修辞”等事物“表层的泥潭”，各种玩世不恭、各种油腔滑调，真正内省的声音很稀少。史铁生的文字本质，我觉得可用端方、干枯、自我质疑与诘问、兼具东方文化神秘的本性这些来描述，他以这些对应、对抗着时代，确属独具一格的一类。让我们看到那个时期翻滚的泡沫中，在水下坐着这么个安静的人。

    他在文字中构筑的“他者”身份也与时代漫溢的自得形成观照。比如他写道：“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混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段长长引语已无须我去阐释，它巩固着我对他的基本印象：他是一个杰出的旁观者。

    读他的“遥远的清平湾”，我时而觉得他并非处在光怪陆离的现实中去写清平湾，是他本来就在那儿，就在“别处”。此在的残缺证实着彼在的完美……这也可能是他的病给他带来的很大的启示。读过他作品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的病对应着时代的病。他双腿残疾、双肾衰竭，然而他文字的气息如此清新充沛、元气激荡，与之形成比照的是，这个时代是中国

    历史中物质积累最为迅疾的时期，然而它的病或已直入膏肓。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对身体而言，他的病是一次伟大的提问，而需要答案才能活下来的，不是他而恰是我们。我们内心的分裂让我们在谈论他时，总一直看到两个史铁生——身体的与精神的——在纠缠，在对抗。也或许只有少数人才能体会他是如此的统一与完整。

    我以很喜欢的这段话来纪念他：“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都排在他面前，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一个受造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史铁生

    （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原籍河北涿县，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自称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