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邓小平时代》:历史未必不能假设

王绍培

　　最近重读了傅高义的煌煌大著《邓小平时代》。我以为傅高义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会设身处地，想像“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形下，又应该如何决定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他的一个长处，因为写书的人跟做事的人不一样，做事的人当时的选择既急迫又有限，也当然不会有后来的人看得清楚……这样想多了，自然就会有一种同情性理解带出来，而我认为“同情性理解”正是《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一个基调。

　　我经历过天天吃蚕豆度过青黄不接的早春的农村生活。我下放的那个地方的农民怀念解放前天天有肥美的鱼吃，我听到过他们讲述闹饥荒的故事。因此，我赞同傅高义的一个说法。前两天傅高义在“深大讲坛”发表演讲时指出邓小平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所谓的影响当然是正面的。事实上是，自从邓小平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饥饿之类的事情起码是没有大规模地发生了，物资匮乏的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变。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个人的权利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高考制度改革，我就没有机会在1978年进入大学。

　　那天的深大讲坛上，有学生问历史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傅高义先生似乎用一句老话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也明白假设是无用的，但是，假设未必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起在网上看见的胡兰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万言信。他那封信是看见了现代文明之“坏”的趋势——这个“坏”，许倬云在《现代文明的成坏》一书中也阐述了——说出了自己的“新案”。胡兰成说：“我们的新案是：一、复兴祭祀，二、复兴人伦，三、产业要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而机器工业则只以之为辅佐。”

　　约言之，所谓复兴祭祀，就是复兴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体系，其核心是儒家的礼教；所谓复兴伦常，就是“使妇人回到家庭，并行轻税，使财在于民间，足以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中助朋友，旁济邻里。”第三项则是“产业是要于物有节俭的美德。而生产作业是为万民的知的创造与情操，要家家恂有一架手织机，如有产量不足，才用机器纺织来补助，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而以机器工业为辅佐，大旨是工作用手工，而机器则用于若干部门的动力。也不须像现在这样浪费的动力。”

　　胡兰成是反对产业主义的，他对西方模式没有好感。他的新案不用说是保守的，同时还有一种天真浪漫的味道。他未必不知道这样一个新案没有实施的机会。他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更可能是写给未来人看的。当今天的人们看见环境被毁坏得如此严重，人心败坏到如此程度，冷静下来想想是必要的：高速地发展、快速地富裕、贪得无厌地寻求更好……目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于前人，除了“同情性的理解”之外，还应该多一些假设，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