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看圆明园兽首回家路：这是利益和公理的博弈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火烧圆明园做出愤慨而生动的比喻：“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在这封1861年写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还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法国会把这份战利品还给被劫掠的中国。152年后的今天，圆明园文物终于开始走向回家之路。

　　4月26日，法国皮诺家族在北京宣布将把圆明园鼠首、兔首无偿送交中国。一时间，媒体和网络热议，世界拍手称赞。“欢迎回家！”无数网民首先送上美好祝愿。欢欣鼓舞之余，人们开始回顾圆明园兽首一波三折的归途，更为理性地看待圆明园文物与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流。

　　从构件到遗珍

　　圆明园，清朝五代皇帝历经150多年倾心营造的皇家宫苑。圆明园兽首，作为这座宫苑中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是圆明园建筑园林艺术的时代见证，也是“万园之园”变为荒地残垣的历史见证。

　　圆明园和两个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万春园），并称“圆明三园”。三园之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而成趣。在长春园北部，有一组特殊的建筑——由于乾隆皇帝的猎奇，模仿法国园林建造的西洋宫殿，俗称“西洋楼”。西洋楼吸收欧洲巴洛克建筑样式，建成“西洋十景”，内有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和线法墙等十余个建筑、喷泉和庭园，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其造园形式为法国“勒诺特”风格，但在建筑装饰方面采用了不少中国传统手法，可谓中西合璧。西洋楼的主体之一，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数量多、气势大、构思奇特，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是其中的三大欧式喷泉景观。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便源自海晏堂门前最具中西合璧特色的那组喷泉。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是海晏堂“十二生肖报时喷泉”中的构件，为十二生肖铜首石身造型的铜首部分，由意大利籍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设计。据考证，十二生肖兽首人身像，当时以八字形分列在喷水池两旁，每天会按照时辰依次喷水两小时，因此俗称“水力钟”。正午十二时，十二生肖会同时喷水，景象甚为壮观。

　　十二生肖兽首以红铜铸造，色泽深沉内敛，造型较为写实，有明显的中西结合的艺术特色。例如，牛首铜像，双角弯曲向前，有西班牙斗牛的造型特点；虎首铜像则颇有狮子王的风范；猪首铜像，尖嘴长吻，獠牙外龇，耳朵却似中国传统的猪的造型；猴首铜像，与传统美猴王的形象相近；马首头披长长的波纹状鬃毛，颇有白马王子的风度。

　　圆明园的辉光因外敌的入侵骤然黯淡。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将圆明园焚劫一空。这座昔日的“万园之园”、雨果赞叹的“东方博物馆”，成为中华民族心头一处断壁残垣垒成的伤疤。就像圆明园代表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那段荒凉和凄冷一样，圆明园兽首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它们是圆明园的，圆明园毁于战火与侵略，流落四方的十二生肖兽首，便是这段民族屈辱史的历史见证。

　　从情结到心结

　　如今，7件兽首将聚首，还余龙首、蛇首、鸡首、狗首、羊首下落不明。无数网友关注着、议论着。多年以来，兽首因国人心中的圆明园情结而备受关注，更由于新世纪以来在拍卖市场的屡次高价成交，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结。

　　兽首开始进入流通市场，源于1985年一位美国古玩店主在加州一座花园中的发现——兽首被镶在游泳池边，映出迷人的光彩。据说，他以几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下牛、虎、马三件兽首。

　　兽首最早出现在拍卖场，是在1987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发现这些兽首的是台湾买家——台湾企业家蔡辰男以16.5万美元买到猴首。随后，1989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其兄弟——台湾寒舍艺术中心创始人蔡辰洋以14.85万英镑购得牛首、以13.75万英镑购得虎首、以18.15万英镑购得马首。

　　四件兽首聚首后，很快便进入了公众视野。1989年10月，台湾寒舍举办圆明园国宝暨明清铜器特展，在台湾文物界引起关注。据称，马首后以大约1000万新台币的价格转让给台湾收藏家周义雄。

　　2000年4月，兽首再现拍卖市场。中国保利集团以774.5万港元在香港佳士得购得牛首、以818.5万港元购得猴首，随后，又以约1544.5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购得虎首。

　　正是在2000年的春拍期间，兽首被标上了“国宝”、“回归”等标签，开始成为一个社会广为关注的话题。舆论的广泛传播使得各种情感在兽首上积聚，兽首的价格第一次飙升，对于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也由此展开。

　　2003年，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藏家同意将猪首以600多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该基金。澳门企业家何鸿燊向该基金捐款购回猪首，后转赠保利集团。2007年9月初，马首在香港苏富比预展中现身，最终还是由何鸿燊斥资6910万港元在拍卖会举行之前购得，并捐献国家。

　　兽首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头浪尖，是因为2009年法国佳士得的那场拍卖。2008年10月，法国佳士得宣布将于次年2月在巴黎举办“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拍，拍品中包括鼠首和兔首铜像，起拍价分别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总价约为2亿元人民币。在一片反对声中，拍卖如期举行，中国商人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拍下了鼠首、兔首，随后宣布拒绝付款，拍卖被取消。流拍之后，皮诺家族从原持有人手中买下了这两件兽首。

　　在全球华人声援追讨下举行、在质疑之声四起以拒付款收场的这场拍卖，将圆明园兽首由之前的爱国主义情结，彻底变为了负载着更多复杂情感和阴谋论的心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问，高价拍卖圆明园遗珍到底是谁的狂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兽首作为晚清以来中国屈辱史和贫穷史的象征之一，被赋予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悲情”。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当下，拍卖市场是在利用兽首被赋予的这种暗示。以兽首为代表的海外流失文物，成为了海外奸商哄抬价格牟利的切入口。

　　从竞拍到追索

　　针对此次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鼠首、兔首的承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对中法两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含义，历史无法改变，或许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还有某些差异，但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在续写历史，也在改变历史。皮诺家族宣布捐赠两件兽首的意愿，又为这两件文物增添了新的含义。”

　　历史的续写往往是各方力量的博弈。在圆明园兽首一波三折的归途中，我们需要看清的不仅是当下，更需要看清历史、看清世界、看清自己。

　　这是几大文明古国与新兴强国之间有关流失文物权利的博弈。

　　多年来，中国和其他文物流失国一道，长期致力于流失境外文物回归其原属国的促进工作，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支持。例如，2001年，美国海关将2000年在纽约佳士得上拍的被违法贩卖出境的五代王处直墓贴金彩绘浮雕武士石刻送交中方，这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现有的文物进出口协定和国际法则，都规定了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依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值得欣喜的是，中国强劲的发展正在影响外部世界同中国交往的态度和方式。如同此次兽首的回归，正是中国的发展和中法经贸合作的推进无形中促成的。

　　这是几大文明古国和国际古董商界以及依托西方制度的跨国拍卖行之间的博弈。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曾多次谴责拍卖战争掠夺品的公司，并且反复强调“反对并谴责所有拍卖非法出境文物的行为”，却收效甚微。2000年，香港佳士得公开拍卖猴首和牛首铜像、香港苏富比拍卖虎首铜像前夕，国家文物局曾正式致函两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这些被非法掠夺的中国珍贵文物”。2009年法国佳士得拍卖鼠首和兔首前夕，国家文物局曾致函、外交部曾重申立场，要求佳士得撤拍。但两家拍卖行对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海内外华人的反对之声，均置若罔闻，视而不见。之后，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此后佳士得再也未能将中国古代书画、古董等文物拿到中国内地来预展。

　　这是利益和公理的博弈。

　　猴首、牛首、虎首、马首在2000年重新进入市场之前，收藏在台湾藏家手中，遗憾的是，他们最终都选择了拍卖。

　　国内外拍卖公司都曾经因为高额利润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2007年10月9日，香港苏富比举办的“皇京西暮——清代宫廷艺术珍品专拍”中，那些来自寿皇殿的玉玺、乾隆肖像图册，来自紫光阁的正黄旗、画像，都在图录中赫然标注，该物件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掠走的！其中的乾隆帝御题诗白玉圆玺竟以4624.75万港元成交，刷新了御制印玺的世界拍卖纪录。同期举办的还有囊括了马首的“镂月开云——圆明遗珍专拍”。该拍卖图录中，借用了圆明园残败景象的老照片，拍品的来源一律明目张胆地标注着：圆明园、1860年。民族的伤口，成为了文物血统的证明、成为了商业的噱头！

　　2010年4月8日，还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乾隆帝御题诗白玉圆玺又以9586万港元成交。更让人愤慨的是，一年之后，2011年12月6日，该圆玺出现在北京保利“中国古董珍玩夜场：忘情乎太上——清乾隆、嘉庆玺印艺术”中，以1.61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刷新了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世界纪录。这种置道义与法律于不顾的市场行为，理应受到更为严厉的谴责和管治。

　　包括此次皮诺家族的捐赠意愿，有人认为体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文物返还其原属国价值理念的认同，有人则分析了善意背后可能连带的意愿。皮诺家族控股佳士得拍卖行等，其巴黎春天集团网罗了多个世界知名的奢侈品以及体育用品品牌，在华拥有大量业务。作为佳士得的大股东，曾在4年前佳士得拍卖兽首之际开出无理政治条件的皮诺家族，在佳士得公司刚刚在上海成立独资拍卖公司之际捐赠圆明园兽首，被指为向中国示好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希望帮助佳士得解除国家文物局对其拍卖文物的限制，以及赢得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当然，无论这次捐赠是由于道德感的驱使，还是基于其他政治或者商业上的考量而做出的选择，对于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都不失为一件好事。

　　虽然此次捐赠并非法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仅仅只是法国商人的个人行为，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流依旧面对着一条曲折而艰难的漫漫长路，但在兽首事件重重博弈的背后，中国日益强大的身影，却给人以信心。这信心里包含着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对中国社会的自我评判、对文物保护的诉求、对国际公约的认同，与爱国主义融合在一起，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