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论通俗史学：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

　　图为具有代表性的通俗史学著作《大丈夫》（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纲要》（白寿彝著）。

　　不能将通俗与粗俗、浅薄等同起来

　　对于通俗史学，史学研究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可读性强的历史作品必定是肤浅的。有感于此，白寿彝先生指出：“通俗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写通俗读物，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既要能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科学水平，又要在文字表述上能够准确、生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写通俗读物比写专门的文章还要难，绝不可轻看。”在此，白先生一方面纠正了史学界有关通俗史学的错误观念，明确指出不能将通俗与粗俗、浅薄等同起来，从事通俗史学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另一方面也对通俗史学进行了定位：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

　　所谓科学性，是对通俗史学在内容方面的要求，即应当将丰富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交给民众。通俗性，则是就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而言的，要求采取易于为民众所接受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白先生指出：“所谓‘通俗’，我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有些‘通俗读物’写得咬文嚼字，词不达意，含义模糊，是不足取的。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因此，我以为，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绝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绝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而且应视此为著书。”这里所说的第一点是就通俗史学的表现形式而言的，第二点则是对其在内容上的要求。要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所以白先生提出编写通俗历史读物要下大功夫。白先生主编通俗历史读物《中国通史纲要》时，为了达到深入浅出这一目标，反复斟酌，整整写了三年，并邀请各方面的人员甚至是历史知识不多的人参加讨论，吸收他们的意见，在通俗性与科学性相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白先生深知，如果不能引人入胜，则史学作品不能吸引读者，读者没有兴趣，正确的历史知识也就难以为他们所接受，因此必须重视史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他认为，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历史小说、电影剧本、曲艺、弹词、历史剧、连环画等都是传播历史知识的途径。以通俗历史读物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方式，自然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将历史小说、曲艺、弹词、历史剧、连环画等也作为传播历史知识的有效形式，难免让人心存疑虑，尤其是在历史被娱乐化的今天，这些形式似乎与戏说历史有脱不掉的干系，因而为史学研究者所排斥。为此，白先生指出：“史学与戏剧虽是两行，我们应更好地和他们合作。因为历史剧在宣传历史方面，是会有益处的。但应强调历史剧不能完全离开历史，主要内容应是历史事实。这是宣传历史的一个渠道。历史小说，我们也应该有，历史小说可允许虚构，但大观点不能虚构，更不能歪曲史实。历史小说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是很重要的一门。”这是说，是否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关键不在于表现形式，而在于所反映的内容是否离开历史事实。只要不歪曲史实，历史剧、历史小说等文艺作品是普及历史知识的很重要途径。白先生这一观点，不仅说明了文艺作品可以用来传播历史知识，而且解决了史学工作者在普及历史知识中所存在的疑惑，拓宽了普及历史知识的渠道和门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张历史学家和戏剧家合作，通过戏剧传播历史知识，并编了本《历史剧目》。白先生对吴晗的做法颇为赞赏，认为《剧目》很有用，建议有关出版单位陆续予以出版。

　　史学研究要打破两种认识上的障碍

　　然而，在史学界，不重视通俗史学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史学研究者不愿意甚至不屑于从事这一工作。分析这种现象时，白先生指出，轻视历史知识普及的学者，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粗俗。”第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造成史学工作者历史文学修养不够，难以胜任普及历史知识的重任。白先生指出：“人们一般的印象是：认为专家不愿意写通俗的文章怕降低身份。不是的，他们不是不愿意写，因为好多专家写不出来。难写呀，是不是深入才能浅出呀！通俗不是粗浅，要更好地把内容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确实不容易，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则导致史学研究者将历史工作的对象局限于同行这个狭隘的封闭小圈子，不愿从事通俗史学活动。白先生指出：“史学工作者写书、写文章，所选择的读者对象，往往限于同行……甚至有的同志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高明，看得懂的人越少越见其高明。”白先生提出，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史学才能发展，才能发挥社会作用。“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

　　这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史关系与认识通俗史学两个问题，其实质则是如何对待史学自身的发展与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关于文史关系，白先生认为，文史不分家，是我们的传统，自《左传》以下大史学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史学工作者应该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重视文字表述这个传统，提高自己的历史文学修养，有能力写出为更多人所阅读的史学作品。至于通俗史学，白先生明确指出，史学作品是粗俗还是高明，取决于质量而不是读者的多少，即史学作品是否具有学术性，由其内容所决定，而不是尤其表现形式所决定。他说：“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需要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看得懂的人越少越具有学术性，恰恰相反，越是通俗的越难写。通俗读物不仅需要深入，而且还需要浅出，这是其比专业论著难写之处。因此，专家学者从事通俗史学活动表明其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深入浅出的撰述能力。不难看出，白先生有关文史关系、史学通俗化问题的论述，有助于史学研究者走出认识上的两个误区。而史学工作者一旦走出了认识上的误区，也就能够真正弄清楚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自觉地将历史知识交给广大民众。

　　重温白寿彝先生有关通俗史学的认识，有助于史学研究者在“通俗史学热”中走出尴尬境地

　　当今社会上的“通俗史学热”持续升温，但在这股通俗史学热潮中，史学研究者却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大众对非史学研究者所撰写的“通俗史学”作品的追捧，另一方面则是史学研究论著日益成为同行甚至同课题研究者之间的干瘪对话；一方面史学研究者对“通俗史学热”中出现的轻侮历史的现象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无力提供为大众所需要的更好的史学作品取而代之。面对“通俗史学热”，有学者主张与“通俗史学”划清界限，进一步蜷缩到纯史学研究的象牙塔中，甚至有学者以高校考评通俗史学作品不予计算为借口为自己在通俗史学热中的失语予以开脱。面对这种情况，重温白先生有关通俗史学的认识，不仅有助于纠正史学研究者对待通俗史学的态度，同时也有助于史学研究者在“通俗史学热”中走出尴尬境地，确立应有的话语权。

　　（作者赵梅春 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