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被拉下神坛 莎士比亚、歌德遭痛批

Sam Sacks

　　在1933年的一份《细读》杂志上，批评家F·R·李维斯尖锐地批评了一位可怜的诗人。这对批评家来说也许很寻常，因为批评家总是把自己看作文学的守护神，但不同寻常的是：这位诗人是约翰·弥尔顿。

　　弥尔顿的名字镌刻在图书馆墙壁上，人们带着庄严的语气提起他，如同提起荷马和维吉尔。一个理智而天真的人，理所当然认为他已经超越了李维斯之流的批评。但也引起了一个问题：当一位作家进入经典的殿堂，一个批评家冲进去试图把他重新拉出来，这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这样的冲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烧烤祭坛上的神牛一样。马丁·艾米斯就曾批评塞万提斯（“阅读《堂吉诃德》就好像你最难以忍受的长辈前来造访，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没完没了地回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安东尼·伯吉斯曾发泄他对《悲惨世界》的厌恶（“呆板无趣，离题万里，多愁善感，情节离奇，充满说教和闹剧。 ”）乔纳森·亚德利多年来一直抨击《老人与海》以及《麦田里的守望者》（“从任何理性的批评观点来看，这是两部最糟糕的小说。 ”）戴维·谢尔德最近批评《哈姆雷特》太沉闷（“我真想把这些老套的情节扔进沟里，让人物都住嘴。 ”）凯思琳·舒尔茨这样指责《了不起的盖茨比》（“审美上受到过高评价，心理上空虚，道德上自鸣得意。 ”）

　　由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又一次吸引了好莱坞散漫的目光，舒尔茨的批评引发了许多争论。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推特上表示：“憎恨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好像朝伟大的经典吐痰。”但是，也许真正的问题是：“经典”究竟意味着什么？

　　1850年，现代批评之父圣伯夫这样定义“经典”：“真正的经典作家，必须丰富人类的头脑，并使人类智慧进步；他发现明确的道德真理，或者揭示了人们内心共同的永恒激情；他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自己的观察、思考及创造，必须伟大而宽广，敏感而精炼，理智而优美；他以自己独有的风格写作，在所有时代都能引起共鸣。”一个世纪之后，T·S·艾略特把经典定义为 “成熟的思考，成熟的态度，成熟的语言，以及完美的风格。 ”

　　也许这些定义都不适合我们现在对这个词的理解。艾略特认为，经典使得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其顶点变得神圣化，唯一完全符合他的标准的作家只有维吉尔。他认为乔叟和莎士比亚有点粗糙，歌德过于粗鄙，蒲柏太矫揉造作，除了顺便提了一句亨利·詹姆斯，他甚至都不耐烦提一下美国作家。圣伯夫的标准更灵活一些，但是他认为只有终身学习，并有余闲饱读藏书的读者才能辨别经典，这样的读者只存在于文学沙龙和象牙塔中。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观察到，美国人尊重科学与艺术更多出于实用，而非抽象的价值。看一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书店经典区域，经典书目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是艺术才华不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现在经典的标准是文化上的重要性，作家被遴选为经典，并非因为他们伟大而是因为他们重要。

　　换句话说，当下经典的标准是社会学上，而非美学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文笔单调贫乏的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铁定属于经典，而弗兰克·奥康纳和尤朵拉·威尔第这样的大师被轻易排除在外。 《1984》和《美丽新世界》深深地镶嵌在历史和语言中，但是尤朵拉·威尔第除了完美的风格还有什么呢？亨利·米勒幸存下来，因为他震惊世人差点被审查（同样地，D·H·劳伦斯如果没有《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也会不幸沦为脚注）。连《消费者报道》的文笔都要比厄普顿·辛克莱的大多数小说好，但是他的《屠场》催生了立法改革，因此只要美国存在，他也会永久成为经典。

　　假如不同时代的不朽作家，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行于同一个艺术星空，那么如今学校课程中的经典名著就会引发历史必要性的多米诺效应。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很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著作很重要，因为它们削弱了教会的霸权；启蒙也很重要，因为它带来了现代民主。这些著作受到重视，总有一些实际的因素在起作用。

　　没有人指望《愤怒的葡萄》会被逐出高中课本，无论如何，它是高考中关于大萧条问题的答案。但是，批评家可以客观地声称这是本烂书。一旦对经典著作的艺术水准的根本信仰消失，西方经典就会变成西部荒原。假如你声称 《圣经》只不过是一堆被过高评价的混乱的哲学密码和民间传说，你也许得上法庭；假如你在公共场合宣布弥尔顿是个傻瓜，你也许会获得大学终身教职。乐意使经典受到写作新手一样的质疑，使得我们时代的批评粗野但充满活力，因为只有无人继续阅读经典的可怕时刻，它们才会找到安宁。

　　（编译 丁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