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文学是伤感和失望的产物

严歌苓作客单向街。左起许知远、严歌苓、于威、郭玉洁

    对于许多70后和80后而言，许知远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们马上会联想到12年前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如同有人说，听到许知远，就能闻到青春的味道。而这个名字，对很多90后来说已经陌生了，因为他不写博客，不玩微博，并不活跃于舆论的风口浪尖。10多年来，他立志于“媒体写作”，充满忧患意识，从未停止对时代提出严肃的质疑。

    于是我开始疑惑：眼前这个嘴里嚼着口香糖，脚上穿着人字拖，几乎每年出一本书的许知远，还是12年前那个忧伤的年轻人吗？

    单向街：好书店,不畏流浪

    许知远来了，近一米八的高个儿，人群中格外醒目。他身穿一袭松松垮垮的白衬衫，故意松开两粒扣子, 一头蓬松的长发自然卷曲，垂至肩上，走起路来长衣飘飘，溢出几分诗人气质。这张脸上写着叛逆却不显得颓废，他今年才37岁，在三里屯这栋写字楼里，负责主编《生活》《商业周刊》。

    他是个有理想的杂志人。做《生活》，他提出“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做《商业周刊》，要延续传统“从不犹豫提供观点，通常是强烈的观点。我们期望你发现，有可能清醒、机智地描写商业世界，既不虚张声势也不乏味”。做《东方历史评论》，他希望“关注当下，但拒绝变成一台投影仪；关心未来，却不贩卖进步的武器”。

    许知远手里拎一白色布袋，这在杂志社里被看作是“许主编标志”。 因为他每次进出必拎着这个装了四五本书的布袋，见袋必见人。走进他的办公室，要不是那张办公桌，必让人错以为是到了图书资料室——地上、座椅、窗台无书不放，三米长的书柜上满满当当地摆着成套的《三国志》《前四史》……

    他说，读书人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书店。

    想起5月26日星期日的下午，一百多个年轻人挤在朝阳大悦城4层的单向街图书馆，他们为沙龙专程赶来。这是单向街成立7年来的第512期沙龙讲座：历史的界限——历史传播的尺度与边界。许知远作为5名嘉宾之一，因临时有事没到场。有人惋惜，“就是奔着许知远的名儿来的”；也有人满意而归，“几个嘉宾讲得不错”。

    许知远笑了：“我不是每场沙龙都去的，不过平时有空会去那里坐坐，喝杯咖啡，翻翻书，看看那里的小朋友。”他把在书店里工作的年轻人亲切地称为“小朋友”，而这个书店对他来说是陪他一起成长的“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是7年前他和吴晓波、于威、覃里雯、张帆等13人一拍即合，每人出5万元入股成立的。书架上的书涉及传记、传媒、历史、文学、建筑、音乐、电影等，许知远说，就是不许卖大众畅销书。来这里的多是年轻男女，他无奈：“现在人一毕业、一工作，似乎就不阅读、不思考了，这是社会早衰的表现。”

    单向街因为高品质的书籍、免费的文化沙龙，被很多人称为北京的人文地标、精神相约的公共空间。

    单向街图书馆诞生于2006年的元旦，由圆明园东门的一间画廊改造而成。对此，许知远有过一段引人入胜的描述：“直到天花板的书架有30米长，大约需要20分钟，你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如果你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此过程中，大约十束阳光会暖洋洋、懒洋洋地打到你身上。冬日里晒晒太阳，夏天露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

    这一年的阳春三月，许知远筹划了单向街的第一场沙龙：和西川一起读诗。篱笆围成的院落内，是铺满阳光的小石头，核桃树抽出嫩黄的新叶，树荫下摆放着玻璃圆桌和白色长椅，几株翠绿的爬山虎爬上院内书屋。纷至沓来的一百多人，听诗人唐晓渡介绍西川的文风特色，听诗人简宁谈论西川的新作《深浅》，跟着西川一起朗诵诗歌，讨论创作。

    那是梦想中的世外桃源，但位置太偏，生意也就冷清。每次沙龙活动，观众和嘉宾都得大老远跑来。2009年，单向街从圆明园搬到蓝色港湾——那座两层的欧式朱红色小楼，有书，有沙龙，有露天的阳台和咖啡，在商业繁华的蓝色港湾中遗世独立，宛如一方文化“静土”。然而又是3年，单向街已无力支撑高额的租金。许知远召集股东，发起“为单向街寻找100个主人”活动，这不是一次悲情的募捐但要寻找更多愿意参与到单向街的人。两个星期，1000多人为单向街筹款20多万。

    7年来，3个驻地，2次搬家。但在许知远心里，圆明园那儿是书店离梦想最近的地方。这个梦源于昔日北大文化的标志之一——风入松。

    1995年9月，许知远成为北大微电子专业的新生；10月，风入松书店在北大南门安了家。彼时的许知远迷茫而叛逆，风入松立刻成为他精神寄托的天堂。“当时，我就震惊了，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地方。”许知远回忆道，“风入松里面书都是开架的，放了很多小桌子，地上铺的是地毯，可以坐在地上看书，比我去的所有图书馆都舒服，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那里看免费的书，实在不好意思了，就买一本。”风入松的讲座对他后来办书店、办沙龙影响至深：“那些读过的书，那些到来的人，讲过的话，也许没记住什么，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知识的氛围，一种自由探讨的氛围，一种青春的记忆，它是一个人成长的经历。”

    这也是单向街的坚守：通过书籍、谈话、影像、思想，构建起一个公共空间，给读者提供一个相互探讨问题的平台。沙龙活动每周两期，来过的人数不胜数：梁文道、陈丹青、余华、林夕、贾樟柯、田沁鑫、张立宪、王小峰、周云蓬、阎连科、严歌苓、冯唐、赖声川……台湾作家舒国治去年得知单向街要搬家，在书店的留言本上默默留下这样几个字，“好书店，不畏流浪。”

    许知远之于单向街，并不仅仅是创办人。他的追求理念是单向街的精神所在：在阅读中寻求文化根源和历史传承，用独立的思考关照现实。它不以盈利为目的，7年来也的确几乎不盈利。

    “你会让单向街倒下去吗？”

    “不会吧，这里也是我成长的轨迹，我不会让我的老朋友倒下。”

    致青春：

    大学的期望、渴望与失望

    坐在许知远对面，很容易从他迷离的眼神中捕捉到偶尔飘过的孤独。他生于苏北的一个小乡村，父亲是一名对制度有着天生渴望的军人，这和许知远不安于固化生活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1983年，随着国家裁军的指令，父亲被分配到铁道部，他们举家迁到北京。那一年，许知远7岁，从一个小山村来到一个大城市，他的不适应更因为6年小学的5次转学，“我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但却很难找到安全感。”日后，许知远的文字总是带着感伤和沉重，或许早年的孤独已埋下伏笔。

    许知远曾在风入松寻找灵魂的导师，而今他也试图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公共知识空间。因为他清楚年轻人的迷惘，他体会过期望与失望的挣扎。

    1995年，他怀着对大学的憧憬告别高中，带着李敖文化英雄般的壮志豪情走进北大。北大，在他高中语文老师孔庆东的描述中，充满着“白衣飘飘”的浪漫诗情，激荡着自由而热烈的青春梦想。然而这些期望，却在现实中被无尽的沮丧和失望包围：周围到处是专研英语四六级的同学，课程除了数学就是物理，他向往已久的大学俨然是“后中学时代”，他在《乏味的大学》中写道：

    “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20岁的许知远说，他的青春正在褪色。他躺在漫长的午后的床上，一本本地阅读《麦田的守望》《动物世界》《李普曼传》……同时放着甲壳虫或者崔健的乐曲，这或许就是他纵情青春的方式。他回忆大学时的自己：“夏日的午后，夕阳照在未名湖边，我散步、发呆，内心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却不清楚自己的愿望。”

    年轻的充沛让许知远试图突破生活的无聊，他想到办杂志，这不就是北大自五四以来的传统嘛！在他的主持下，身边的文艺青年成了杂志记者，一本名叫《微光》的校园杂志诞生了。“文学、音乐、理想无所不谈，除了微电子。”他们在食堂售卖，3元一本，还赚了钱。他们在杂志中畅谈北大，针砭时弊。后来《微光》被叫停，但它办了1年，出过4期。

    大三那年，为了暂时逃避他厌倦的生活方式，许知远选择休学。也是这一年，他开始留长发，开始用文字释放内心的焦虑与挣扎。他在一台自行组装的486电脑上，敲下他对北大的期望与失望，敲下他的雄心勃勃、自怜自艾还有愤愤不平。2001年，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作家兼出版人野夫的赏识下出版。

    青春很重要吗？许知远的回答是否定。“青春充满了浅薄的抒情和残酷的冷漠，年轻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周围的人和事。10多年前我对青春的体验同样是被夸张和强调的，我不愿迷恋青春，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更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随着电影《致青春》的上映，追忆青春成了时下的热门话题。许知远说，他拒绝这种对青春虚情假意的意淫，拒绝将青春类型化为激情与梦想。他说：“沉迷于青春是社会弱智化的标志。第一，这是社会的集体放弃，当我们无法改变周围，就借用缅怀和幻想来逃避责任；第二，这也是思考的无能，因为没有能力去面对更复杂的世界，就去追忆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从而将生命简单化。”

    游牧式写作：不安于思维的固化

    诗人林贤治评价许知远：“10多年来，许知远一直活跃在传媒界，致力于他的‘媒体写作’。实际上，这是一种跨文体写作。在业已形成的写作环境中，这是反规制、反主流的写作，自由的写作，异类的写作。”

    2000年，许知远从北大毕业，在网络商业兴起的浪潮中，成为一家网络公司的职员。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他母亲一年的工资，但一年不到，他就选择了辞职。

    “如果当年你没辞职，现在的你会是什么样？”

    “早晚得辞，我不能忍受模式化的工作和固化的生活。”

    这是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两点睡觉，十点起床。时刻拎着一袋书，往来于咖啡馆、杂志社，偶尔结伴去旅行。然而，在看似慵懒的状态中，他仍保持着几乎每年一部新书的高产量。

    那正是中国媒体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时代，他开始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撰稿，他成了一名记者，于是他的履历在媒体这条路上越写越丰富：《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

    跟他的年轻一样，许知远的早期作品体现着对新时代的好奇心以及强烈的求知欲。从《纳斯达克的一代》（2001年）《这一代中国人的意识》《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2007年）这些早期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对中国乃至时代的宏观叙述，他试图揭露在商业经济的泡沫中社会的虚与实、飞速前进与文化倒退。

    “年轻人都喜欢从宏观体系去认识世界，享受操纵文字的快感，尽管有时显得虚张声势。凭着青年的激情，急于对外表达自己，也算一种炫耀和虚荣。不过人不虚荣不会写作。”回顾自己的作品，许知远坦言年少时对写作任性却又雄心勃勃。

    随后，他便厌倦了煞有介事地谈论国际形势，不再愿意作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他要感受更真实、更生动的生活。他走过贾樟柯电影《小武》镜头中，那个中国典型的小县城汾阳，他站在纸醉金迷的澳门赌场，他反思唐山如何思考……当内容完全属于自己，语言也就更随心所欲。许知远更喜欢通过身体力行感知和思考所得的文字。在《中国纪事》《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中，他渐渐摆脱对前人的思想依赖，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

    在《祖国的陌生人》（2010年）中，他沿着瑷珲—腾冲——这条由胡焕庸教授于1935年绘制的中国地理、文化、人口分界线——探访祖国，他期待用一种更温情的方式报道自己的国家。里面记录了他拜访的一位90岁腾冲老人，张德藩。张德藩37岁那年抛下妻儿参加中国远征军，征战东南亚，后随军到台湾度过了他的大半辈子，直至两岸开放他才回到故土，然而一切却已物是人非。

    “他像所有老人一样，喜欢重复，似乎像是生命将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或是通过反复诉说曾经的遗憾，来抚平内心长久的不安……他期望有人听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早已被岁月弄得残破不全，但那些往事的悲欢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甚至彻底被历史遗忘了，他需要把它们倾泻而出，并被别人知晓。”

    许知远说自己变得更耐心了，“以前很急躁，急于找结果，急于下判断，越是路过当地的人和故事，越是发现读书是个很粗暴的过程，把一切浓缩在几页纸上，生活原本要复杂和无聊得多。”

    知识分子：娱乐泛滥时的坚守

    从一开始，许知远就带着问题意识思考和书写。他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同时身为传媒人，他好学深思，试图用老妪能解的语言将读书所思、访问所得、经验所示总结出一套观察，这就是他1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的“传媒写作”。尽管这些观察有时候看似庞大宏观，但却在时代背景中能给读者扎实思考和灵感。

    他说：“我是一个写作者、一个社会观察者和批评者。我在成长过程中有一套自己认为应该坚持的价值标准，我按着这个方式来理解社会，当我觉得有问题我就批评她，知识分子的传统不就是这样吗？”

    当下，知识分子有时成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贬义词。但许知远依旧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那是因为在网络舆论空间活跃的人往往跟知识分子没有半点关系，知识分子应该有认知世界的能力，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这种价值是超越性的，而不是为眼前利益服务的。”

    今年初出版的许知远新书《时代的稻草人》收录了他写于2010年5月的一篇文章《庸众的胜利》，他写道：“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组词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在其上面裹了一层糖衣，对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即使是陈丹青和阿城这些他称为“一代最敏锐与智慧的人物”，他也会严格地批评：“他们有智慧和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同样的质疑，他没放过自己：“你非得让自己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那样想问题？你能谈谈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有人调侃许知远为“精英优越症患者”。

    他毫不忌讳地说：“我本来就是精英分子。精英不是傲慢，而是拥有对世界认识的价值取向和标准，社会需要依靠精英分子来推动。我认为我通过写作、办杂志、开书店，表达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言，是为社会带来一种与我个人努力有关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娱乐泛滥的时代，我觉得我是那个坚守的人。”

    他所谓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只言片语或许难以概括。今年5月4日，他作为主编，和许小年、朱学勤等学者共同创办了杂志《东方历史评论》。许知远坚信，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一些历史感，重新建立个人历史关系带来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会让一个人变得更丰富、更勇敢。否则，所有思考、困惑和行动就会出现问题。

    2011年，《那些忧伤的年轻人》10周年再版中重现了他当年的序言：“这里面充斥着让人痛恨的自以为是，与一个年轻人不知深浅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抛弃掉这些表面的不适应，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面充满了海明威初学写作时的认真与坚定。你也应该会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样子，那时候的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和灵魂。”

    书如其名，忧伤是它的底色。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体系和价值判断或许在二十多岁时已见雏形，当年的文字溢着对文化传统断裂的伤感，这种忧伤我们至今仍能在《时代的稻草人》中嗅到。

    有人说，许知远的文字总是伴着伤感的基调，让人感到沉重。

    “文学本来就是伤感和失望的产物。你看古希腊的神话是悲剧，《红楼梦》是家族的破裂，都不是喜悦不是欢呼，那是娱乐的本质。忧伤是思考的本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