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新作探讨日本“向右转”趋势 被指不好读

　　中新网北京7月17日电(刘欢)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水死》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水死》是作家构思于法庭被告席上的一部作品，该书提到了日本当下社会出现了一种“向右转”的趋势，保守势力抬头，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构思于法庭被告席上的小说

　　大江健三郎曾于1970年发表长篇随笔《冲绳札记》，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发生在冲绳的人间惨剧——驻守冲绳的日军第32军根据天皇旨意强令当地数以千百计的民众集体自杀……2007年，在右翼势力的纵容和策划下，当年驻守冲绳的两个日军军官以损毁名誉罪将大江健三郎告上法庭。被告席上的大江健三郎在答辩过程中的思考，成为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思。

　　《水死》的叙述者“我”是在大江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作家长江古义人。儿时作家的父亲时常在家里用极为紧缺的酒肉款待来自于松山军营的青年军官。日本即将战败时，为挽救败局，父亲响应青年军官建议，密谋仿效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的杀王表述，组建特攻队驾驶飞机轰炸“帝都”以炸死天皇。但在一个洪水肆虐的夜晚，父亲携带“红色皮箱”独自乘坐舢板顺流而下，却因翻船溺水身亡，那只“红色皮箱”后被警察送回。

　　小说中的“我”多年来一直试图查阅皮箱资料，以便将这段事实构思为“水死小说”，却得不到母亲支持，因此遭到极大的打击，写作的意图也随之破灭。然而，在查证的过程中，“我”突然惊觉自己面临新的危机：曾坚决表明是坚定的“战后民主主义者，因而不能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的自己”，是否还能抵御“天皇陛下万岁”这一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这些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认为值得关注。他说，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身边不断地发生变故时，就不得不面对人生、面对世道人心做出新的判断和思考。他透露，最近他对人类的未来非常担忧，对现在这个被信息技术、被资本控制的时代非常失望。

　　所谓经典就是一个让人永远读下去的作品

　　“不好读”是多位专家在阅读大江健三郎作品时的感受。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表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基本上都当作硬骨头慢慢啃，《水死》到现在都没啃完。作家阎连科坦言，自己专门留出三天的时间以为一定能看完，但才看到一半。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为什么这么难读？阎连科认为，《水死》的结构叙述非常复杂，原本两三句话可以讲完的故事，写了30多万字，但他绝不是为了把短篇拉长而写。阎连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江健三郎几乎是全世界拿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作品比拿奖之前写得更多的作家，而且每一部都更不容易看，每一部结构都不一样。

　　另一方面，阎连科认为，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资源抽离了日常生活，进入完全书斋方式的、教科书的、图书馆式的写作，他几乎摆脱了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情感和世俗。正如该书译者许金龙在后记中所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只有学者能够读懂，因为我们不具备图书馆的知识。”

　　“对灵魂问题的关注，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对死亡的恐惧，对于核问题的关注等等，也都加大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阅读的难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文颖说。

　　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将经典大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纳博科夫、马尔克斯，读者可以跳过作家直接进入小说，因为作品本身高度完满、独立、作家无须参与到对作品的解读。另一类，君特·格拉斯、巴尔加斯·略萨、大江健三郎等，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家本人，就无法有效和充分地理解其作品，因为作家本人深刻地参与了小说的思想和意蕴的经营。

　　徐则臣说自己之所以读完《水死》，是因为之前刚好读了《大江健三郎私讲述作家自我》，得以把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脉络与《水死》相印证。徐则臣认为，不仅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互文意识强，他本人的生活与作品也形成了互文乃至同构的关系。“他用互文性拓展了当代长篇小说这一文笔的边界，提供了一种大江式的、有别于过去经典长篇小说的更加宽阔和复杂的叙事模式。”

　　作家崔曼莉坦言，《水死》到今天还没有看完，但非常高兴有一部没有看完的小说，因为这意味着生命中会有一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陪伴你。清华大学教授王成也表示认同，他说，所谓经典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让我们读下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