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炒作出来的“首富”宋子文：遗产仅几百万美元(2)

　　“四大家族”

　　尽管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些信息大都是战时日本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而且即便当时引用的作者也并不深信，但也是从那时开始，关于宋子文豪门财产的传闻，却方兴未艾。因为，宋子文当时在经济建设上的纵横捭阖，在金融界的呼风唤雨以及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显然都太过煊赫一时了。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他并认购20万股，虽非最大股东，但也无人敢与其一争高下。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安担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宋子文赏给了其亲信。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它原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公司老板简氏兄弟被称为“烟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经营与财务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以区区70万元的代价便购买了该公司52%的股份，而这70万元还是由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将南洋兄弟置归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还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宋子文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银行的资金用于工矿和铁路的建设投资。除中国建设银公司对几家铁路和工矿的投资外，宋家还在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公司、华丰和记纺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和记面粉厂、中华书局等工矿企业据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宋于文和宋子良还当了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而西北陕西、甘肃两地十几家纺织、面粉、制药、印刷、酿酒、采煤、火柴等工厂的机要部门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中共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数，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上面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当政时，由国家银行或财政部投资创办的企业，不应当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财产。正如美国学者戴洪超所言：“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