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曾两赴沈阳汤公馆跪拜汤玉麟缓和矛盾

　　揭秘沈阳三处汤公馆背后的故事

　　(本报与沈阳市文物局联合推出)

　　随着近日汤玉麟公馆旧址被列入沈阳第四批文保单位，汤公馆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对于多数沈阳人来说，提起汤公馆，只知道位于北三经街71号的汤公馆。

　　其实汤玉麟在沈阳曾有多处公馆，他虽然不是当时权贵中最有钱的，也不是官位最高的，但他却是奉系将领里公馆最多的一个，沈阳现存的汤公馆有三处。

　　一处位于沈阳市十纬路26号(原为辽宁省博物馆，现为沈阳市政协)，这处公馆始建于1930年4月20日，公馆预计1932年4月完工，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只盖了一半的“汤公馆”被迫停工。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借口“代替中国人保护文化财产”，成立了伪“满日文化协会”。1933年10月，“伪满洲国”政府选该址为“国立博物馆”，于1934年拨款30万续建竣工，完成了已建设一半的“汤公馆”。1935年，“国立博物馆”开馆，因此，汤玉麟并没有在此居住。

　　另一处是位于其东侧的两座小楼，俗称小姐楼，据说是汤玉麟的女儿居住。还有一处位于沈阳市北三经街71号(原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为汤公馆食府)，始建于1929年，工程尚未竣工，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由日伪接续建成，这里一度成为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驻扎地。汤玉麟的这座宅邸为单体建筑，据说是为汤玉麟姨太太所住，属汤玉麟公馆的附属部分。

　　这3处住宅，相距不远，尤其是前两处毗邻，应为一个院落。相比其他达官贵人，汤玉麟的公馆数量非常多，他在天津也有多处公馆。这与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汤玉麟随张作霖发迹，进奉天省城建公馆

　　汤玉麟(1869-1947)，字阁臣，亦称阁忱，乳名大虎，绰号二虎，辽宁义县人。汤玉麟体貌魁梧，性格鲁莽，不喜读书。说起汤玉麟与张作霖的交情，可谓恩怨交织。

　　早在1900年，汤玉麟就投奔到张作霖麾下，创办保险队，可以说，汤玉麟是最早追随张作霖的奉系将领。第二年，张作相带着小绺子二三十人投奔张作霖，在机缘巧合之下，这哥儿仨率领队伍经过台安八角台时，被八角台团练长张景惠留下，张景惠更是情愿让出团练长的位置给张作霖，自己甘愿做张作霖的副手，从此张作霖开始发迹，逐渐形成以张作霖为首，以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为骨干，拥有200多人的武装队伍，成为当时辽西地区比较强悍的武装之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决定电令张作霖火速来奉。10月12日，张作霖接到命令后立即决定先率领一部分人马，星夜兼程，从洮南驻地直驱奉天，抢先进了省城。张作霖到达奉天省城后，随即被任命为奉天剿匪司令兼省城防司令，并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10月19日，张作霖所部全部开进奉天城内。汤玉麟随张作霖调回奉天，镇压革命党。

　　1912年9月28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统一全国军制，任命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驻防奉天省城。汤玉麟升任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1913年初，又被提升为五十三旅旅长。

　　当了师长的张作霖开始在奉天安置家眷，置办官邸，而与他一起到奉天的汤玉麟，这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公馆。按照当时奉系将领建宅的一般规律，他们的公馆一般都建在奉天砖城外、土城内的关厢地带，并且当时大多是传统的四合院。而汤玉麟的公馆，则建在商埠地内，汤玉麟在奉天先后建了多处公馆。

　　张学良赴汤公馆，调解张汤矛盾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被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随后，张被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时的张作霖深感光靠绿林出身的张作相、汤玉麟等武将，难以助其成就大业。于是在取得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后，张作霖首先宣布军人不能干预政务，军队应严守军纪，不准扰民害民，如敢故违，即以军法惩治。这条军令引起汤、王之争，最后造成汤玉麟出走。

　　当时，汤玉麟自恃是张作霖的老朋友和老部下，不但不严格要求部下，反而自己公开设赌抽头，并放纵部下扰民，以致各处常出抢劫案。同时，他还屡次向省内行政机关强行荐人。王永江在接任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坚决贯彻执行张作霖的整肃治安命令。汤玉麟屡次向他荐人，并指名要某某县的警察所长职位，均被王永江婉言拒绝。王永江甚至敢在汤玉麟的士兵闹事时，拘留他们，这惹得汤玉麟极为不满。在汤玉麟看来，天下是军人用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高高在上来管我们？为此由汤玉麟亲自带头，张作相、孙烈臣、张景惠等人紧随其后多次强烈要求张作霖撤换王永江。汤玉麟的这些无理要求招来了张作霖一顿臭骂：枪杆子能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你们懂什么？汤玉麟于是与张作霖反目成仇。一天晚间，恼羞成怒的汤玉麟，竟亲自带领数十人，闯进警务处抓捕王永江，王永江闻讯，由后墙跳出，跑到张作霖处报告。张作霖大怒，马上用电话大骂汤玉麟，并命令他速到大帅府来。虎气十足的汤玉麟既不来见，也不认错。

　　当时奉天官场每逢旧历年正月，都要相互酬酢以联络感情。1917年2月6日(正月十五日)，军界要人邀请政界，但惟独没有邀请王永江，张作霖很是不高兴。正月十六，政界包括王永江在内的各要人，邀请军界赴宴，但汤玉麟等五六名军界高级将领均辞以疾竟不赴宴，目的是给王永江难堪，为难张作霖。张作霖要求汤玉麟等人给王永江赔礼道歉，没曾想汤玉麟竟煽动众多军界要人前往帅府以集体辞职要挟张作霖撤职王永江。张作霖冲着汤玉麟就骂了起来，汤也与张对骂起来，大有彻底闹翻之势。2月21日，张作霖为了挽慰汤玉麟，遣派其公子张学良至汤公馆谒见。起初，汤玉麟不见。张学良于午前11时，再次前往谒见。张入公馆，见汤跪拜，汤扶起张学良，张学良当即称汤为伯父，说：吾父今之事，并非本意。吾父小伯父几岁，况且相交数十年来，无昼无夜，共尝甘苦，是为患难之交也！他人纵有相靠者皆后交。吾伯如视父其行为不正，欲罢斥，吾父岂能违背？今不过因一时鲁莽以致如此，伯父如不予见谅者，他则更不见谅矣！张学良一片真情，使汤玉麟转怒为喜，汤乘车赴军署会张密谈，张将人尽行撵出。至晚6时，汤始回公馆。

　　汤玉麟反张不成，走投无路后又投靠张作霖

　　但是，张作霖与汤玉麟的矛盾并没有完全化解。2月28日，在冯德麟的挑拨下，汤玉麟率领所部五十三旅离开奉天，开往新民，走上与张作霖彻底决裂的道路。为了唤回汤玉麟，张作霖给汤玉麟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说：弟两次被围困在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

　　然而张作霖的真情并没有换来汤玉麟的回心转意，汤玉麟利用张作霖与冯德麟之间的矛盾，暗中与冯德麟勾结，共同驱逐张作霖。汤玉麟假借第二十七师全体官兵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控告张作霖的种种阴谋。张作霖允诺将省长和第二十七师师长让出，自己只任督军，但汤玉麟、冯德麟等仍不妥协，坚决表示非将张作霖赶走不可，张作霖一方面派人向北京政府请求段祺瑞内阁援助，另一方面又派人疏通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吴俊升同意出兵支持张作霖。张作霖内部真正想反张的只有汤玉麟一人，当孙烈臣、张作相和张景惠看到汤玉麟越走越远时，都站在张作霖一边。冯德麟见第二十七师的官兵仍然拥护张作霖，同时又得知北京政府和吴俊升都允诺出兵援助张作霖，中途放弃了协助汤玉麟的计划。汤孤立无援，不得已率200余人出走广宁。

　　1917年夏，张勋发动复辟，汤玉麟跑到北京拥护复辟，面见溥仪，被口封为“虎将”。复辟失败后，汤玉麟跑回老家隐居。后来走投无路的汤玉麟多次向张作霖认错，希望回到张作霖身边。1919年1月，在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和汤母的请求下，张作霖原谅了他，同意汤回到奉天省城，并委以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常荫槐六人联衔发表易帜通电。辽、吉、黑三省同时易帜。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汤玉麟升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兼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三十六师师长。

　　汤玉麟治理热河，极端腐败，丧尽民心军心。1933年1月，日军进犯热河，汤动用军车，先把收刮的金银、烟土、古玩全部运往天津英租界汤公馆。3月，汤率5旅之众，放弃热河，逃窜滦平，日军以128名骑兵兵不血刃占领承德，国民政府将其免职。后来，汤玉麟先后被任命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察东司令和二十九军总参议。1934年5月任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半年后解职，回到天津寓所，1947年5月病逝。

　　汤玉麟有妻妾8人，有的中途死亡，有的离家出走，更有的落发为尼。晚年与其为伴者有七姨太和八姨太。汤玉麟共育有5子2女。汤玉麟在沈阳居住的时间，主要有两个时间段，一是1911年10月至1917年2月，二是1919年1月至1921年5月。汤玉麟虽然不长期住在沈阳，但他留在沈阳的公馆却超过了其他同僚。现存的3处公馆，有2处没有使用过，只有小姐楼使用过。可以大致判断的是，十纬路26号公馆和小姐楼应是汤玉麟公馆的老窝，随着汤玉麟地位的提高和居住的需求，他先后在公馆东侧马路的对面，增建了一处公馆，即今北三经街71号公馆，后又在院内新建了一处建筑，即今十纬路26号公馆。

　　汤玉麟公馆得以留存下来，与其后来的使用者不无关系。其中十纬路26号公馆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中共沈阳市第一届市委曾设在这里，后改为东北博物馆；1959年，又改称辽宁省博物馆；2006年9月划归沈阳市政协使用。而北三经街71号公馆在新中国成立后，高岗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后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楼，现被改造为汤公馆食府，在抱厦和一层南侧露台外罩封闭式玻璃幕墙，室内一层保留有一段原始玉石地面。

　　文/李声能(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