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常香玉义演180多场 筹款15.2亿赠献战斗机

　　从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算起，已经过去了60个年头，直到今天，一提起捐飞机，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常香玉……回望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回忆。

　　黄新原先生收集、整理了散见于不同记载中的资料，为我们还原了当年捐飞机的动人故事。

　　1951年6月1日，以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战场，我军所用的都是苏制米格15战斗机。一架这样的飞机，按当时旧币需十几亿元(相当于新币十几万。按那时生活水平，五口之家一个月50元左右新币即可生活)，这对于常香玉一个私人剧社来说是天文数字。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知道此事后给常香玉出主意，让她“用向志愿军赠献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

　　常香玉卖掉运输卡车，取下金戒指，拿出多年积蓄，半年义演180多场，共捐款15.2亿元，超额完成了捐献飞机的心愿。

　　至今她捐献的那架战斗机仍在。

　　半年，捐了多少飞机？

　　笔者曾就捐飞机的事访问过几位老人，当年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记忆极为清楚。据讲，当时“通告”说，志愿军的战斗力打击敌人没问题，就是缺重武器，所以才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大炮。当时的提法是，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用增加的收入去买飞机、大炮。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浓缩成一个口号：“捐飞机”。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当年的“捐飞机”运动，今天已无法统计。但从结果看，却极为惊人。仅西南地区，截至当年9月上旬，按捐款计算，就得飞机209架、大炮19门、高射炮12门。沈阳当时的目标是捐战斗机200架，其中工商界120架，工业企业50架，其他各界30架。发出“通告”后的第6天，即6月7号，天津工商界已捐飞机7架；6月8号，天津、唐山工商界又捐5架；6月14号，开滦矿务局资方捐5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师生捐款20亿；6月27日，哈尔滨捐飞机18架。到8月31号，统计各地捐现款已超过4000亿元，认捐飞机接近2400架。从8月23号至31号，仅9天时间，捐款即达1100余亿。

　　中国工商界当时是民间最有钱的阶层，他们的实力和热情也表现得最突出，当时统计，北京工商界捐飞机31架；天津工商界捐38架、现金29亿元；上海404架，其中民建成员179架；武汉44架；成都4架；济南、青岛34架；福州8架。侨乡泉州捐款至年底已可购飞机17架。个人捐飞机有记载的除常香玉外，还有梅兰芳和参加“两航起义”的飞行员何其忱。

　　“捐飞机”运动的开展很有节制，时间不长，有始有终。有效检验了解放初期共产党在举国体制下的动员与号召能力。从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到1951年12月27日该会发出《关于结束武器捐献工作的通知》，历时只有半年。而这半年时间，中国人到底捐献了多少飞机？有资料说：“到今日(1951年12月26日)止，已实缴捐款47280亿多元(旧币)，折合战斗机3152架，超过原来认捐数19%。”

　　飞机的命名

　　常香玉所捐的飞机，当时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后来的中国，除了“毛泽东号机车”等个别情况外，都不被允许。但在全国踊跃捐飞机的形势下，却被用得很普遍。这对提高各地各界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都为能独立捐献一架能自己命名的飞机而受到鼓舞。北京当时各界就分别发起捐献“石景山工人号”、“北京铁路工人号”、“中国店员号”、“北京农民号”、“北京东郊人民号”、“鲁迅号”、“教工号”、“人民电影号”等。西安市工商联号召捐献“西安工商号”。

　　山西李顺达互助组向山西全省农民建议捐献“爱国丰产号”和“新中国农民号”；上海铁路局职工代表会议号召全体职工捐献“上海铁路工人号”；上海颐中烟厂职工捐献“颐中工人号”；皖北地区工人决定捐献“皖北工人号”；皖南地区少年儿童发起捐献“皖南少年儿童号”；中南地区花纱布公司全体职工发起捐献“中南贸易号”；武汉市鄂南电厂职工发起捐献“电业工人号”；武汉工商界发起捐献“武汉工商号”；广州市各界人民发起捐献“广州工人号”、“广州妇女号”、“广州学生号”、“广东学生号”、“广东银行号”；湖南长沙市居民和工商界发起捐献“长沙居民号”、“长沙工商号”；浏阳县立中学发起捐献“浏阳号”；成都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发起捐献“成都新妇女号”。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水利部和民航局职工分别发起捐献“中国海关号”、“人民水利号”、“民航号”；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号召所属单位捐献“中图号”；中国纺织工会捐款45亿元，购置“纺织工人号”飞机一小队。

　　这些各地各界为命名飞机捐款的号召和动议，因运动时间有限，究竟有哪些实现了目标，哪些未变成现实，现已无可考证，在朝鲜战场上也没听到把标有这些名字的飞机编入战斗序列，但捐款的总数和其能折合的飞机数量，却远远超过今天所能知道的命名飞机的数量。

　　有什么捐什么

　　笔者与某大学一位耄耋教授聊起了“捐飞机”，他说：“那时是全国总动员，有什么捐什么。我当时正在念大学，学校像我这样的穷孩子并不多，多少年都没穿过一双完整鞋，经常光脚走路。那年母亲给我捎来一双新做的鞋，我舍不得穿，拿去捐献，结果学校说最好捐现金，我只好拿去义卖，得了5万(相当于5块)元，捐了。”

　　当时的中国，抗战胜利才过去五六年，亡国奴之痛尚未平复，遇上这场“唇亡齿寒”的战争，“国家又将有难”的阴云，很容易使刚“当家作主”的中国人举国而动。捐献，是最能体现民情民力的行动，确如这位教授说的，当时是，“有什么捐什么”，无论物与力，竭尽绵薄。

　　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家里是马来华侨。他说，当时他们全家刚回国。他的一位堂哥参加了志愿军，写信回来说，因为是华侨，首长不让他们上最前线，但前线的战士都极为艰苦，已经是正月了，都还穿着单衣，只能吃到炒面，枪冻得拉不开枪栓，要用体温来解冻。说家乡父老们能不能为前线的志愿军做点什么。这封信全家都看了，他们当时就决定，几房亲戚都搬到一起住，把腾出的房子卖了，买东西捐给前线。当地政府知道了，说不必这样，有多少捐多少，量力就可以了，房子卖了不符合侨务政策。这位老编辑的堂爷辈分最高，他声泪俱下，说我家的子侄在前方打仗，让我们不再做亡国奴，我们不能没有表示，要不要我们给政府立下字据，这是我们自愿做的。最后他们这个大家庭连房子带首饰，捐了好几卡车衣服和日用品。

　　当时孩子捐出早饭钱，新人捐出结婚钱，老人捐出毕生积蓄的黄金、白银，妇女捐出首饰，甚至孕妇捐出准备分娩的钱。心愿都是一个：“买飞机，打美帝”。

　　一位有残疾的老工人讲起抗美援朝年代自己家乡的故事：当时他家在一个镇上。一位老人的独子到朝鲜没多久就牺牲了。老人悲愤交加，把自己早就备下的棺材抬到镇上的市场，写个纸条：卖了捐大炮。全镇的人都来了，镇长流着泪，说，你不能卖，送终的人走了，我们替你送终。老人说，我得卖，哪怕换几粒子弹我也是对得起儿子。镇长把棺材盖打开，往里扔下身上全部的钱，在场的人立刻涌上去，都哭着往里扔身上的钱，扔带来的东西。黄新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