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感言

　　王玉璞

　　编者按：2013年8月2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联合在京召开了《顾维钧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的代表王群大使、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唐闻生、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的夫人何理良以及陈鲁直、李道豫、王学贤等原驻外大使出席了座谈会。顾维钧先生的继女、美国通用公司副总裁杨雪兰女士亦特意从纽约赶来参会，13本蓝底金字的全集成为座谈会庄严的背景。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出版于1983年，以后基本一年一册，到1994年出至第13册。由于逐年分册出版，且历时较长，坊间很少有整套回忆录留存着。应读者和研究者要求，将13册全部一次出齐，订正原书错讹，意义深远。

　　顾维钧先生1888年出生，1912年在美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进入外交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亲历者。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拒绝在《凡尔赛合约》签字，从此名扬外交界。1945年，顾维钧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筹建工作，后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自此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和常任理事国。

　　1956年之后，顾维钧在海牙国际法院工作，直至79岁方才退休。此后，顾维钧将自己保存的所有档案文献捐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并应哥大邀请，参加了“口述历史计划”，先后有5位学者对其口述及日记进行整理，整理及编撰工作历时17年。

　　《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出版，曾得到邓颖超、廖承志亲笔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委托天津编译中心翻译，中华书局出版。此次全套出版，意义重大，作为回忆录全集的主要参与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秘书长、中央文献出版社原社长王玉璞先生为座谈会及文集再版所写的文章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顾维钧回忆录》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是历史学界、出版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产物，在学术上是一件大事，在政治上产生了积极作用。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源泉，是历史结论的依据。没有历史资料的“理论”概括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得出正确的认识，才能起到鉴以往，知未来，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的作用。我是秉持这样的观点，对待《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工作的。

　　刚才，陈鲁直先生发言，把我们带回到30多年前。陈鲁老是一位具有政治敏感和学术造诣的资深外交官，是他老人家把《顾维钧回忆录》完稿、制成缩微胶卷、可以出售的信息最早传给刘大年先生的。《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出版工作能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启动，陈鲁老功不可没，是第一功，应该受到特别的感谢。

　　《顾维钧回忆录》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我们必须记住四位老先生。

　　一位是刘大年先生。大年先生是《顾维钧回忆录》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决策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当他得到陈鲁老传来的信息，初步了解了《顾维钧回忆录》的主要内容以后，立即决定“申请外汇，购买缩微胶卷，组织力量翻译，全文出版，一字不删，一字不改。”我把他当年的决策浓缩成这28个字，我认为，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勇气的具体体现。在中华书局前总经理兼总编辑李侃先生的引荐下，他亲自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主任袁东衣先生全面商定了《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工作。

　　首先是署名问题。顾维钧先生希望由一个学术单位负责翻译工作，而不愿用政协的名义。大年先生说，应该尊重顾老先生的意见，可以由近代史研究所署名，在出版前言中，参与翻译工作的，全部列名。其次是翻译稿酬，全部付给天津的译者，近代史研究所不取一文。第三是提供方便条件，一是缩微胶卷的放大、翻转、复印费用由近代史研究所支付。二是预付两万元启动经费。大年先生还明确表示，日常翻译工作请译者放手去作，近代史研究所不干预，凡遇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敏感问题，再商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解决。袁东老十分满意会商的结果，有些是他意料之外的。

　　1980年9月，在顾菊珍女士回上海探亲期间，大年先生特别邀请她来北京，共商《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问题，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交谈时，大年先生充分肯定回忆录对中国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准备翻译出版的想法以及一字不删、一字不改的原则。顾菊珍女士听后既高兴又震惊，她完全赞成刘大年先生的意见，并表示，尽全力协助做好翻译工作。磋商极为顺利，一次谈成。此后多年，菊珍女士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如果不是刘大年先生决策，《顾维钧回忆录》在中国内地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意。

　　为落实出版单位，大年先生专门约李侃先生面谈。大年先生征询李侃先生的意见，问中华书局可不可以出版《顾维钧回忆录》？因为，这件事的全过程李侃先生都了解，所以他爽快地承诺，中华书局愿意承担出版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1982年7月19日，大年先生给邓颖超、廖承志同志写报告，请示出版《顾维均回忆录》。同年7月25日、28日，廖公、邓大姐先后批示：“可以出版顾维均长篇回忆录。”

　　从以上简略回顾，可以看出，从大的方针原则的确定，到一些重要具体问题的解决，都是大年先生亲力亲为的。所以，我说大年先生是《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的决策者、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不是一句虚话、套话，是真实历史情况的反映。

　　袁东老是一位很热心又有很强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天津组织了18位通晓英、法、德、意、日、俄、西班牙等语种的人才，投入翻译工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制度，构成了一个团结协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井然有序的工作群体。坚持不懈，数年如一日，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工作，给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库留下了一部译文准确、可信可用、极具权威性的宝贵资料。这是特别值得后人尊敬的。这就是我说的又一位必须记住的人。

　　我们还必须记住顾菊珍女士。她远在美国，密切配合《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工作，提供了难以数计的切实帮助。例如：凡是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如众多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与原中文档案的对照、查核，都是她和钱家其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翻阅原档，逐一解决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她的帮助，翻译工作会碰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也很难达到如此之高的精准度。她的作用是别人不能替代的。菊珍女士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她对《顾维钧回忆录》的再版十分高兴，翘首期盼。可以想象，当再版的《顾维钧回忆录》送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发自内心的欣慰，会和她的女儿英英共享这一欢乐时刻。在这里，我为她的健康长寿祈福！

　　李侃先生是一位眼光远大的出版家，在出版界、历史学界都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型领导人。30多年前，全文出版《顾维钧回忆录》是有风险的，但李侃先生有这个气魄和勇气，慨然承担，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并且表示，调配精干的编辑力量，争取以最快速度、最好质量完成出版任务。李侃先生的诚挚态度，大年先生非常高兴，他在1982年7月30日写给顾菊珍女士的信中说：“《顾维钧回忆录》归学术界卓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工作是《顾维钧回忆录》系列工作的最后环节，是呈现给社会的最后成果，《顾维钧回忆录》的印制、用纸、装祯在当年都是最好的。顾维钧先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顾维钧回忆录》的前三卷。当第一卷出版后，刘大年先生立即题词赠书，题词是：顾老先生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菊珍女士转告我，顾老先生见到书十分高兴，尤为高兴的是大年先生的题词“为寿”二字。老先生立即签名，回赠刘大年先生一本。这是一段寓意深刻的历史佳话。李侃先生也是我们必须记住的。

　　我认为，《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出版，是可以载入中国史学史、出版史的史册的。

　　在大年、东衣、李侃诸老仙逝多年以后，他们为之操劳的《顾维钧回忆录》再版，是可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的。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的刘保慧先生。照我的理解，他实际上是编译委员会的大管家，他精心整理、保管的有关《顾维钧回忆录》的往来函电、资料、文件、照片等档案完整无缺，这是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更重要的是他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刘老也已92岁高龄，他为《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工作付出过大量心血，如今仍为回忆录的再版作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

　　已故外交部条法司贺其治先生为回忆录的出版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促成顾维钧先生为回忆录出版所作《附言》起了积极作用。对此，作一点具体说明，大年先生在1982年7月30日给顾菊珍女士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外交部贺其治先生自美国回国后，转达了老先生和您对出版回忆录的几点建议，我完全赞成。是什么建议呢？主要是两点，一是重申希望由学术单位负责翻译，不要用政协的名义。二是，1947年那一段时间，有的话说得不好，请加删节。”大年先生在信中明确回应：“回忆录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翻译，归学术界卓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出版。完全尊重老先生的意见，对某些篇页将作适当删节。”接下来又说：“贺其治先生还告诉我，他曾建议请老先生为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写个前言，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回忆录成书若干年后，出版中文多卷本，由作者写个前言，或者对回忆录本身作些说明，或者抚今思昔，发一点感想，或者对祖国统一，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说些话都是有意义的。不限内容，不拘形式，不计长短，一切均请老先生自己裁定。”顾老先生慨然允诺，很快写了《附言》寄来。这一重要情节是不能忽略的。

　　已经过世的为《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作出过贡献的老先生们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向健在的当年为《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出版作出贡献的老先生们表示我的敬意。

　　感谢中华书局，你们再版《顾维钧回忆录》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是有战略眼光的决策，是为“卓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增加了含金量，扩大了影响力，发挥了正能量。

　　30多年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任职，有幸在大年先生领导下，承办了《顾维钧回忆录》的引进、翻译、出版全过程中的若干具体工作，得工作之便，较多地了解一些情况，所以才能有今天的发言。在工作中结识了一批值得敬重的老朋友，获益良多，终生受用，这是我引以为荣、三生有幸的事情，是永远值得回忆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至于《顾维钧回忆录》的再版，对研究中国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外交史的意义和作用，史学界、外交界的高明比我更清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