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家：琉球最高级文化的根底在中国

　　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这套大型丛书由中日学者合作编纂，最大限度地辑录了琉球王国时期的汉文文献。在新书发布会当天，第一主编高津孝和担纲本书策划的陈正宏就现存文献的保存和分布情况，汉字在琉球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汉文化的影响，以及琉球官话在语言学上的价值等问题，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这套大型丛书以第一主编高津孝教授等早年编纂的《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为基础，在细致考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辑录了琉球王国时期的汉文文献。全书以原本影印的方式，收录了现存于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中已独立成书者71部，主体大别为“琉球版汉籍”、“琉球人著作”上下两编，末附“琉球官话”一编。

　　1429年建立统一王国，1879年被日本吞并的琉球，位于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之间。琉球原本有语言而无文字，后来，因为与中国、日本交往，琉球人学会了汉字和假名文字。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东亚剧变堙没了琉球王国的历史人文，也模糊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广泛流布的历史轨迹。这部《集成》包含许多学术问题的线索，等待着研究者进一步阐发。

　　尽管参与整理编纂的中日学者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这些现存琉球王国汉文文献展现出具体认识上的巨大分歧，但这也更让我们看到，此书之所以能成书，正是因为中日两国三方也即中方、日方、琉方学者具有一项基础的认同——尊重历史、尊重文献、遵守学术规范。如陈正宏教授所说，《集成》是多种因缘际会的产物，学人懂得它的价值，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来利用它。

　　琉球汉文文献不仅在琉球刊印

　　文汇报：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存琉球汉文文献的保存和分布情况？

　　高津孝：19世纪，琉球王国不复存在以后，琉球王国的文献逐渐散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冲绳战役使冲绳本岛蒙受巨大损失，大量汉籍损失殆尽。现在冲绳留存的琉球资料文献，基本上都是二战以后收集起来的，数量有限。

　　我们对传统琉球汉文文献的调查始于1993年1月(按日本的说法是在1992年度)。当时，应琉球大学教授都筑晶子的邀请，我来到冲绳岛，和当时琉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荣野川敦一起开始调查琉球文献。那时候大家都不重视琉球文献，保存情况很差。我们主要是调查汉籍，不光是琉球刊印的汉文文献，而是琉球地方保存的所有的汉文文献，有中国刊印的，有日本刊印的，也有琉球刊印的。

　　起初，我们的调查在琉球本岛开展，后来也在石垣岛、久米岛(琉球本岛以外的小岛)进行调查。因为二战时冲绳本岛受到严重轰炸，反而在小岛里保存了原来的汉文文献。

　　另外，在琉球王国覆灭以后，有琉球士族后裔到过日本本岛，因此日本本岛也有很多琉球文献。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在琉球刊印还是在中国刊印的，因为都是用汉文写的，很像。在调查之前，我们也都认为是中国文献。调查后才知道这是琉球的汉文文献。

　　于是我们编撰了《琉球关系汉籍目录》，把分布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里的琉球汉文文献著录其中。这些汉文文献中，有日本版本，有中国版本，有琉球人自己的著述。

　　现在我们基本上网罗了在日本的传统琉球汉籍的全部。以前并不知道中国也保存有琉球汉文文献，后来才知道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就有。以前的研究者多重视福建，因为琉球和福建的关系很密切，琉球人访问福建，还开设了琉球馆。琉球人到中国进贡，上陆的第一站就是福州，所以福建应该会有琉球文献，但在福建没找到，现在却在上海找到了，很有意思。上海和琉球以前完全没有关系，可能是书流传了过来。

　　陈正宏：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了一部康熙刻本《中山诗文集》，是现存最早的公开出版的琉球诗文总集，全世界仅存两部，另一部在日本。我们这一部还是黄裳先生的旧藏，卷末有黄先生的跋。书刻得很漂亮，已经收入《集成》。

　　文汇报：《集成》是以高津老师参与编撰的《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为基础，最早的调查一定十分艰苦。

　　高津孝：琉球汉文文献的保存状况十分恶劣，许多文献连目录也没有。在这种状况下，把握汉文文献的整体情况是很重要的。调查工作也是在众多文献收藏机构的协助下完成的。

　　从目录学角度来说，文献的出版地是最重要的。研究中国目录学的人，基本上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出版的书。研究日本书志学的人，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日本出版的书。而琉球人使用的书，有在中国出版的，也有在日本出版的。如果我们编纂的时候把出版地分开，这样的目录就无法形成。所以我们的目录为“琉球关系”，意为“跟琉球有关系”的汉籍。如果只算在琉球出版的汉籍，是很少的，只有几种。

　　陈正宏：书的种类或许比较少，但是单一种书的印刷数量应该不会少。出版一本书，要雕版，要印刷，要找刻工、写工、印工，是很麻烦的，因此印数太少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你看琉球版汉籍里的《小学句读》，版面上有那么多的断口，还出现了明显的断版，肯定刷印了不止一次吧。

　　高津孝：读者群很大的话，可以印刷出版。最早访问中国的琉球人，在中国买书带回去，后来的学人就根据带回去的汉文文献来学习。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托中国人出版一本书，或者托日本人出版一本书，然后带回琉球。

　　文汇报：我们看到，有部分的汉文文献是在福建刊刻的？

　　高津孝：是的，或者是在北京刊刻的。主要是福建，少数在北京。

　　陈正宏：福建刻的和北京刻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福建刻的主要是琉球人自己出资委托福州书坊代刻的，就是所谓的“福州刻琉球本”。北京刻的，现在发现的，全部是中方出资，并由中国老师主持编刊的琉球官生的汉诗习作选本，严格来说，是中国本。

　　文汇报：是否还有一些琉球汉文文献保存在美国的图书馆？

　　高津孝：美国夏威夷大学保存的琉球文献，原来是英国人FrankHawley访问日本时在日本收集的。他去世后，留下的琉球文献大部分保存在夏威夷大学。

　　文汇报：从保存下来的汉籍看，琉球人偏好哪些汉籍？

　　高津孝：一般琉球人用的，是朱熹《小学》，还有像《二十四孝》这样的书，也就是童蒙用的读物。《小学》在中国不太流行，但在东亚很流行。一般琉球人和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一样，基础的汉文知识是从中国来的，从中国来看的话，程度不高。在蒙书之后，琉球人开始学习四书，开始学习写诗。

　　明清来华琉球人达20万人次

　　文汇报：汉文字在琉球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否被频繁使用？

　　高津孝：琉球人有两种，一种叫久米村人，主要是福建人的后裔。久米人专门学习中国话、中国文字和文学，是琉球国和清朝之间进贡关系的关键人物，类似于现在的外交官。还有一种是普通琉球人，说琉球话，不说中国话，他们的一般常识和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基本相同，用日语来学习汉文。

　　陈正宏：说普通的琉球人“用日语来学习汉文”，大概是因为琉球版汉籍中有一种《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汉字旁加刻了训读符号。但这恐怕只是个别的例子。这次《集成》所收的71部汉文文献，除这部琉球刻本和两部日本刻本、两部无法确定其抄写主体的写本外，其余都没有加训读符号。倒是有一个反证，琉球版汉籍中比《陈惕园先生童子摭谈》影响大得多的《小学句读》，据考证，底本是一个日本翻中国刻本，但是琉球人再翻刻时，把日本底本上的训读符号全都删去了。

　　文汇报：总的来说，琉球人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还是受日本文化影响较大？

　　高津孝：一些优秀的久米人和琉球本地人会去北京的国子监学习，叫作琉球官生，也就是留学生。但四个多世纪里不到100人，数量很少，他们作为外交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学习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直接用中文念。但我认为，其他文化程度较高的琉球人看得懂中国古代文献，但可能是用日本方式来念。

　　陈正宏：因为留学时间相对较长，又是中国方面全额资助，琉球官生的人数可能不是太多。但明清两代渡海来华的琉球人，据现在冲绳学界估计，应该有20万人次左右，而16世纪前后琉球的总人口大概也不过10万人，这一方面说明来过中国的琉球人很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少琉球人来华还不止一次。这么庞大的数字，跟现在长眠在福州琉球墓园的那些琉球人的地域及身份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当时来中国的琉球人决不仅限于久米村人，也并不都是上层人士。这其中还有不少是自费到福建学习各种中国学问的普通的琉球学生，这在清人潘相的《琉球入学见闻录》里有记载；《集成》的琉球官话部分，也可以见到琉球学生恳求中国老师讲解汉文经书和医书，以及在福州的书店里买各类中国书籍(包括禁书)，跟店主讨价还价的有趣场景。

　　高津孝：还有一个受日本文化影响很大的例子。琉球有像中国科举一样的“考”，包含两种考试内容，一种是要求写一般的日本行政文书，一种是写汉文的。从行政文书来看，琉球时代的高层知识分子都是用日语来写行政文书。汉文是特别的。

　　陈正宏：这我不同意。汉文是正式文字，当时通行琉球全国。《集成》里收了一种《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选日通书》，是当时琉球自制的临时日历，翻开第一页就是琉球官员用纯正汉文写的如下一段话：

　　琉球国司宪书官谨奉教令，印造《选日通书》，权行国中，以俟天朝颁赐宪书。宪书颁到日，通国皆用宪书，共得凛遵一王之正朔，是千亿万年遵王向化之义也。司宪书官谨志。

　　司宪书官可以通令全国，当然可以算是“高层”，其通令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而言，也都应该是“行政文书”吧。而且这样的行政文书，是印在家家户户都要用的日历的第一页，可见汉文决不是什么“特别的”文字，而是通行的官方文字。至于所谓“用日语来写”的行政文书，我想指的大概是现存的琉球评定所文书吧。那是特定时期琉球王府内部为方便与琉球语对应，采用自日本引入的假名或和式汉文撰写的，那才是独具琉球特色的“特别的”文献吧。

　　高津孝：音乐方面受到中国音乐的影响很大。另外，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基本上不吃肉，但琉球人吃猪肉。饮食文化方面，琉球属于中国。

　　陈正宏：到现在都一样，红烧猪手、苦瓜炒鸡蛋之类。

　　高津孝：琉球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都会学习江户时代日本的诗词文化和茶道，语言上的文化属于日本。

　　陈正宏：我所了解的是，琉球人认为，语言文化上，琉球语和日语是同源的，但他们比日本更古老。因为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琉球比日本本岛的历史更长，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一位叫与世里盛春的人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日本的故乡——琉球》。

　　文汇报：琉球国记述历史、记述国王功业的碑文据说都是汉文？

　　高津孝：琉球的历史开始时候是用日语写的。以后翻译成了汉文。

　　陈正宏：这样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这里有非常大的矛盾，现在留下来的所谓最早用日语写的琉球史书《中山世鉴》的写本实物，好像没有一种真正是琉球王国时期抄写的。而据说是从《中山世鉴》翻译成汉文的蔡铎本《中山世谱》，其现存的那个孤本，所用纸张和书写笔迹却都比据说是根据它再编的蔡温本《中山世谱》还要新。也就是说，现存琉球早期史书的实物版本顺序，跟它所谓的文本版本源流完全相反，这是十分诡异的。像中国早期的史书《史记》，我们肯定可以找到比较早的本子如宋刊本，但琉球的所谓用日语写的史书，实物状态都很新，很多是琉球王国灭亡以后抄的。怎么可能一个具有很长历史的书，最古老的本子都是最晚出的新抄本，而从日语译成汉文且再编的东西反而旧？

　　对于琉球最初的史书是用汉文还是日文书写的，我们有非常大的分歧。

　　文汇报：根据琉球曾有过各种汉文文献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断琉球人对中国文化的有意亲近吗？

　　高津孝：我还是认为，普通琉球人的基本知识和江户时代日本人是一样的。

　　琉球王国灭亡时，很少一部分琉球人到中国去，琉球历史上称为“脱清人”，即脱离琉球到清朝。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中国的，反对日本人的支配。可是其他人看法不一样。王府里也有一部分人向着中国，一部分人向着日本。

　　在语言上，琉球语跟日语很接近，受江户时代影响很大。从根本来说，日本的高层文化的根底也在中国。琉球人也是这样的，琉球人最高级的文化，根底在中国。

　　陈正宏：其他的那部分琉球人，对于反对日本人支配这一点是否看法有所不同，这点也是需要有证据的。

　　文汇报：琉球本土有没有相对独立的文化？

　　高津孝：有独立的文化，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逐渐形成的。那个时候的琉球是两属关系，一方面属于日本，一方面是向中国进贡的属国。日本政府，尤其萨摩藩，很重视经济利益，所以从经济角度讲，琉球实际上是萨摩藩支配的。可是，按照经济利益来看，琉球应该是独立的，只有琉球独立才可以向清朝进贡，获得贸易上的利益。

　　陈正宏：关于“两属”，我也有一点不同意见。萨摩藩是逼迫琉球承认日本的支配，中国和琉球则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友好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从属于谁这个问题上，琉球在公开的场合都是表示从属于中国，它和日本的关系是秘密的。所以这样的“两属”，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高津孝：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作为独立国家的琉球，应德川幕府的要求访问江户。德川政府利用琉球向江户派遣使节来表示两国之间的主从关系。

　　陈正宏：但是琉球的高官都是穿着中式服装去江户的。所以当时琉球从属于谁，还是很清楚的。

　　琉球官话可帮助研究清朝福建官话

　　文汇报：琉球人翻刻的汉籍中，有涉及百姓教化的《六谕衍义》，这是否说明琉球人的社会生活是在中国文化的规范下？

　　陈正宏：是的。如果我们比照官话读物《白姓》里记叙的乾隆年间琉球普通民众的日常伦理规范，如礼数周全、孝敬长辈等，就可以看到《六谕衍义》的基本原则在琉球已经被广泛接受。有意思的是，《六谕衍义》的一整套庶民规范，不久又通过琉球再传到日本。在琉球翻刻《六谕衍义》后不过十来年，日本就以这个琉球刻本为据，用日语翻译并刊刻了《六谕衍义大意》。这个初刊年代相当于清康熙末年的日本刻本，在当时印数应该也不少，所以我去年在东京还买到一册。

　　文汇报：明治政府吞并琉球后，在文化上采取的政策是否影响到了琉球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传播？

　　高津孝：久米村人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中国人，到了琉球后，在两代、三代以后可能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学习。官话课本就是这样来的，中国人的后裔是有意要学习官话的。

　　陈正宏：应该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唐名”也就是和中国一样的姓名，“废琉置县”后就不准用了，只能单用原先的地名加官名加名号的相对复杂其实又难以区分的琉球名；还有汉文的家谱修纂制度也被废止了。不过琉球人很顽强，《集成》里所收的有些文献，如蔡大鼎的《北上杂记》，就是日本吞并琉球以后刊刻的，但书上仍旧用中国年号纪年。

　　文汇报：琉球官话在语言学上有怎样的价值？

　　高津孝：在官话研究上的意义很大。中国明朝中期以后逐渐形成官话，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为中心，不是北京官话。福建人也是按照南京官话来说官话。琉球人是在福建学习官话，所以福建人说的南京官话的一部分就融入了琉球官话中。福建人现在说闽南话，但清朝时的官僚都是按照官话来交流的。清朝福建官话的现存研究资料很少，但根据琉球保存下来的官话资料，可以推测当时官话的情况。

　　陈正宏：《集成》收录的官话文献有两类，一类是以字词或词组为主，还有一类是真正的对话。前者更多的是小学课本那样，小孩学习生字生词用的，后者更多是社交或外交场合的应答辞令。这两者的功能、效用是不同的。

　　高津孝：《白姓》一卷是琉球汉文文献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样本。一个山东商人由于海难漂流到琉球，他在与琉球人交流的过程中留下一个官话课本，讲述“漂流人与琉球人的对话格式”。琉球人可以学习怎样对待漂流到琉球的人。

　　陈正宏：据京都大学木津祐子教授研究，这是乾隆十四年中国漂流民白世芸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从对话中可以看出，琉球人对这位山东人很好，像亲兄弟一样。后人把当时的记录转化修饰了一下，成了教科书。

　　高津孝：还有一个官话课本，说明册封使来到琉球，怎样接待他们，怎样回答册封使问的问题，怎样与他们交流。

　　陈正宏：就是《条款官话》，其实就是外交对话。事先打好腹稿，等宗主国中国的官员也就是册封使来了，当不能说真话的时候，怎么样应对。

　　高津孝：这些官话对话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琉球人怎样隐瞒了日本和琉球的关系。

　　陈正宏：这当然是外交语言，但是基本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态度。这类官话对话非常有意思，可以举个例子。《条款官话》中有这样一段：

　　问：我听见西洋的人说，你们琉球从服日本，是真的么？

　　答：不是这样。我们敝国地方偏小，物件不多，原来替那日本属岛度佳喇人结交通商，买办进贡物件，又是买得日用物件，那度佳喇的人在日本收买那些东西，卖给敝国，想必那些西洋的人看得这个举动，就说琉球在那日本的所管。我们敝国原来天朝的藩国，世世荷蒙封王，此恩此德讲不尽的，那有忘恩负义、从服日本的道理。

　　文汇报：《集成》中包括了“琉球人著作”，从琉球人自己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有一个怎样的精神世界？

　　陈正宏：琉球人的著述，即使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王室成员或久米村士绅子弟，大部分的文字还是有点幼稚的(除了蔡温的作品)。不过透过这些相对幼稚的文字，我们看到的琉球人，显然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纯朴，也更阳光。像程顺则、东国兴、蔡大鼎等人早年的汉诗文，措辞、用典不一定都很合适，但其中表达的朴实的人生理念，和对自然之美、生活之乐的活泼描绘，还是让人由衷赞叹。最有意思的，是一种琉球官话教科书的副叶背面，写着“先生如今教我说的话，我雕刻心板，不要忘记”。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刹那间真的是被感动了。(本报记者 任思蕴 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