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7年谈鲁迅：若活到这时 或被关在牢里

　　《典型年度》 李洁非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年9月版

　　与此前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不同，李洁非的新作《典型年度》显示出了作者研究方法上的自觉：越过文学和文学圈的范围，透过那些对文学有决定性因素的事件，用几个横断面的方式呈现1949年以来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较之文本的分析，文学事件的描述，这种尝试无疑往前大大跨越了一步。而李洁非的这种研究方式，有预示着他研究和思考的脉络：从《典型文坛》到《典型文案》，从文学场内部已经不足以对文学和文人60多年来的命运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操纵文学、文人和文学圈之外的因素，必须被引入文学史的研究。

　　在此意义之上，《典型年度》无疑是一部文学史视角的政治史。作者选取的年度是1956、1962、1972、1978、1986。在这些年度中，1956年“忽然焕发的朝气”尤其让人瞩目。正如我们已经熟知的那样，到1957年6月下旬，从整风迅速转变为“反右”这一标志性事件，而其后的事件，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中的逻辑与脉络，如果细细爬梳，不难觅得“似曾相识”的痕迹。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延安整风已经为知识分子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无疑是这一经验的熟练运用。这一运动对于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均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新政权与知识分子国家关系的首次互动，在此过程中，对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包围，无论是其阵仗还是改造方式，都是知识分子前所未见的。不仅如此，同时进行的镇反、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更是形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与他们面临的运动形成了合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无不按照运动的要求和方式，一个个缴械“认罪”。

　　毛泽东曾在1951年表示：“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在《典型年度》所描述的1956年之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胡风事件及其引发的肃反运动，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案所形成的声势和影响，显然已经对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冲击。按照沈志华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一书的描述。1955年秋天以后，文艺界普遍沉闷，30年代的老作家大都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一些片段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

　　到1955年年底，斗争的目标基本达到。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受到巨大伤害所出现的沉闷局面，又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调整了政策，出现了李洁非在《典型年度》所描述的“忽然焕发的朝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反复宣扬。显然，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焕发“朝气”，被限定在一定时间和限度之内，任何莽撞的逾越者，都必将遭到又一次的沉重打击。经过多场政治运动冲击后的知识分子，一旦没有表现出让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驯服和顺从，1957年的整风到反右也就成为了必然。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提到过一个重要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一片断，已经为文人与国家的关系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李洁非的文学史研究，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试探。在文学论著中，固然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但无可否认，它缺乏历史的穿透力且远远不够深入，更没有做到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纵横交错的立体呈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典型年度》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艾小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