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杨之华与瞿秋白爱情：前夫为成全两人退出(2)

　　1921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正式定名“中华女界联合会”)，王剑虹成为其中23名成员之一。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和平民女校。 《妇女声》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主要编辑有王剑虹、王会悟等；撰稿人有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等。王剑虹正是在参与筹建平民女校时，说服尚在湖南的丁玲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此后两人一起在此就读，并成为挚友。 1922年平民女校与《妇女声》因经费等问题停办，遂有了之后在上海大学的经历。之后，瞿秋白和王剑虹相遇并碰撞出灼热的情感火花。 1924年1月，瞿秋白从广州返回上海后，瞿、王便结为伉俪。

　　此时杨之华也已在上大就读。据丁玲回忆，杨之华与王剑虹在成为上大同学之前就已认识，“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认识的”。此时的上大已从闸北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但不知是否由于身体孱弱或与沉浸于新婚生活有关，自从与瞿秋白结合后，王剑虹开始逐渐疏离政治，而在感情上则对瞿秋白更多依赖。事实上不久后王剑虹就患上了肺病。一个人得了这病，在当时可是凶多吉少。瞿秋白一则出于怜香惜玉，不忍心让王剑虹感到有压力；再则他整天忙于革命工作，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想让王剑虹累着。此后王剑虹的病情愈发严重起来。杨之华曾在《忆秋白》一书中写道，“在生活上，他(瞿秋白)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因为有了这层了解，在王剑虹于这年夏天不幸病故后，杨之华渐渐发现老师瞿秋白对她的感情开始升温，经历了一段由最初的惊慌失措到之后逐渐冷静、直至最后理性接受的过程。这时候她便在思考，这或许才是她等待的真正爱情的来临。

　　令人纠结的“三角恋”

　　瞿秋白当然知道杨之华是有夫之妇，但他是不是因看出杨之华爱情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而自己又确实对她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才对她有所表示呢？这种感情的产生，自然是基于对杨之华的了解，这一点只要知道他是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另一位是向警予)即可明白。但不管怎么说，诚如丁玲道出的，王剑虹至死也“没有失恋”，因为“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

　　只是这样一来，在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之间便出现了事实上的“三角恋”事态。所有的三角恋情节都是相似的，但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则各有各的故事。瞿、杨、沈三人亦然。应该说，瞿、杨、沈“三角恋”事态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沈剑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不错，“秋白是在她(王剑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但瞿秋白毕竟又是在杨之华和沈剑龙离婚前和杨之华恋爱的，就这点论，沈剑龙不仅没有错，而且很无辜。

　　所以这场“三角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看沈剑龙的意见和态度。后来的结果我们已都知道了——瞿、杨结合，沈剑龙不仅退出瞿、杨的生活圈，甚至淡出人们的视线。为此，瞿、杨确实有理由“感谢”沈剑龙，因为正是沈剑龙的退出和淡出，才成全了瞿、杨的结合和此后的爱情佳话。所以也可以说，沈剑龙是以自己感情生活的“不幸”，成就了瞿、杨的“幸福婚姻”。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知情者并不多。

　　应该说，最初瞿秋白和杨之华对于他俩的相恋，心里还是纠结的，至少他们觉得在面对沈剑龙时，不会觉得那么理直气壮。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了，沈家待杨之华并不薄，公公沈定一尤其器重她，沈剑龙对她也很不错。所以现在他俩要走出这一步，确实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最后他们决定去听取一下一个人的意见，他就是杨之华的“义父”，与瞿秋白一起在上海大学任职的邵力子。结果，对瞿、杨二人颇为了解的邵力子在表示支持他俩相爱的同时，建议他俩去和沈剑龙作一次深谈。显然，邵力子对沈剑龙也有着相当了解，他希望并相信瞿、杨应该可以通过和沈剑龙的“倾心和谈”，使事态得到圆满解决。这时候沈剑龙正在老家萧山。瞿、杨便决定赴萧山找沈剑龙深谈。比杨之华小11岁的妹妹杨之英对他俩的这次回家印象很深，她后来在《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 《民国日报》上登出了两条 (实为三条——引者)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可见，使瞿、杨感情相联的，更在于他俩的志同道合。而这一点恰是沈剑龙身上所缺失的。

　　亲情与爱情

　　然而杨之华虽然收获了革命的爱情，但在亲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伤害——除了她父母觉得她“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外，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沈家虽然同意了她和剑龙离婚，却拒绝让她把她和剑龙所生的女儿带走。

　　相信沈剑龙也会因杨之华对他的情感“背叛”而痛苦，但他毕竟又是理性的，那天三个当事人在萧山沈家“谈了差不多一整夜”，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如今三位当事人都已作故，且都没有留下文字，也就永远成为了谜。不过既然“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可知沈剑龙已接受了这个现实；既不闻他与瞿、杨争吵，也没有听到他痛骂瞿、杨，足见沈剑龙的理性和克制，就这点而言，他是有气度的。事实上，正因为沈剑龙有如此肚量，虽然杨之华和他不再是夫妻，但却没有忘记他仍是女儿的父亲，曾于1929年3月在莫斯科把一张瞿独伊的照片寄给在国内的沈剑龙，并在照片背后写道，“龙弟：这是独伊最近的小照，阿爹看了作何感？她的妈妈赠。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这可以说也是对他解决“三角恋”事态时所表露出的理性和大度所作的“回报”。

　　然而沈定一可没有儿子沈剑龙的气度。尽管他自己妻妾成群，却容不得媳妇在婚姻上重新选择。既然杨之华毅然决然跨出了这一步，他就不让她把女儿——也是他的孙女——带走。对于父亲的执拗，儿子沈剑龙也毫无办法。其实沈定一这样做也不难理解，可以说，杨之华的最初“起步”是直接受到沈定一的影响，是他一手“培养”了她，并使她从他的追随者到成为他的儿媳，他还是儿子儿媳婚礼的主持人。但现在杨之华却和他儿子离婚，另嫁他的“党内同志”瞿秋白，这让他的脸朝哪儿搁？你要离婚，你要走人，我没法拦你，但我的孙女我可以不让你带走。

　　沈定一的这一举措，确实让杨之华感受到了痛苦的“惩罚”。她后来在《忆秋白》一文中写道：“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1925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后在沈定一大姨太的帮助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我掉下了眼泪。”这真是一个令母亲心碎的场景。似乎也成了她为爱情付出的沉重代价。欣慰的是，就在此后不久，独伊就被接到上海与他们共同生活，瞿秋白也对独伊视若己出，用杨之华的话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在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而与瞿秋白结合后，杨之华确实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世人，她对与秋白的结合深感幸福并引以为自豪。这一点，从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从此将自己对他的爱埋藏心底，全力收集秋白文稿，并撰写文章，“以秋白精神宣传秋白”上可以见出。借用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等人的话说，这亦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本文曾参考陈福康 丁言模著 《杨之华评传》、王彬彬著《并未远去的背影》中相关文章，特此鸣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