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以文化研究所名义从事间谍活动

　　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文电译文电子档案

　　▲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内景（此照片由郑州市档案局提供）

　　□记者 朱金中 文 李康 图

　　《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曾留学日本多年，他对二战时日本人在情报方面的搜集能力大为感慨。

　　“现在日本人很重视情报，因为它可以为日本企业的商业贸易、商业往来、商业谈判提供各种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最佳判断。”方军告诉我，日本人重视情报的传统从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将中国作为头号目标，学术界、情报界、商界、军界纷纷抽出人力、物力、财力研究中国局势。担任过清朝公使书记官的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后记中感叹，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军事上的情报尤甚，以地图的测绘为例。地图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了如指掌。明治维新后，日本便积极对中国展开实地测绘，大批日本浪人到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实地绘制的作战地图，使得日军在甲午战争时节节胜利。

　　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对中国的航拍，几乎覆盖了中国全境，航拍的内容非常细致，并且标有精细的经纬度和拍摄日期，城门、机场、交通枢纽等战略要点也一一标注。在此基础上，又派遣大量间谍，携带测绘器材，对航拍照片实施校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内容之繁多、绘制之精细，令人不由得发出“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的慨叹。

　　在郑组织报馆

　　大打舆论战

　　关于日本人的情报战，不少史料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当我拿到32页的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文电译文电子档案时，仔细阅读其中的细节，才真实地感触到日本人在情报方面的认真。当透过文字真正了解日本人在情报战方面的“杰作”时，你会觉得影视剧里那些“大大的狡猾”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

　　日特机关打着文化研究所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曾典领商妥，对外用文化研究所之名义，甚为秘密”。

　　这个顶着“文化研究所”招牌的日特机关，，在其间谍“工作进行之步骤”中，列出了可以利用的三类人：华侨、天津人（当时日本在天津长期驻军，收买了一批汉奸，此处指的应是天津汉奸）和朝鲜人，“使深入河南，贩卖普通商品或者各种毒品”。

　　但这三类人，在日特看来，是有远近亲疏差别的，其中朝鲜人是他们的“腹心”（甲午战争后，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故一些朝鲜人为其卖命）。但日本人背地里并不完全信任这些朝鲜探子，“给予便利，或者给资本旅费，或通融商品而不可使其知背后有本机关之力量”。这些人只是日特利用的工具，一旦出了事，可以撇清关系。

　　利用这些人贩卖毒品是为了搅乱中国内地市场，坑害群众吗？显然不是，“日人贩毒”只是一个幌子，为的是引开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一方面宣传此种行为在河南甚有利益，使中国当局转移注意力量，不再重视本机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情。

　　所谓人情，就是贿赂。民国时期，地方官员腐败不堪，日方故意制造一些“缉毒案件”，让地方官员邀功，然后趁机“交涉”，这就有了贿赂官员的机会，“一方面再提出他项要求，并投若干费用收买中国当局”。

　　看到了吧？日特处心积虑的目的不在于贩毒，而是通过自编自导的“缉毒”案件，收买地方官员，然后借此提出其他要求，掩盖他们真正的间谍活动。

　　在金钱投入方面，日特极为慷慨。飞机当时还是高科技物件，但驻郑州的日特机关却把飞机引入到间谍活动中，“航空实行后即以本机关为飞行公司之代理店”，对于营救一些重要的线人和情报人员，日特明确“提出飞机护送犯人之交涉”。

　　根据这份电文的描述，日特机关每月有大约三百元的固定费用，用来聘请华人眼线，但随着间谍活动的扩大，同时还要用来收买土匪等，这笔费用已不宽裕，不得不请示上级，要求增拨费用。

　　由于中日关系紧张，日特决定在郑州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进行“中日亲善”的宣传，“拟令张及鲍之秘书来郑，在郑组织报馆，先以小规模试办，二三月后以观后效。开办费用约五百元，每月补助二百元，即可举办特情，请开率准行”。

　　可见，日本人在情报战上下足了工夫。

　　地方政府对间谍活动很警惕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随着地方政府对此的警惕，日本人的间谍活动开始受到压缩。日本人在电文中向远在天津的上级机关抱怨：“郑州为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之交点，可称为重地，因为商埠，在表面上无拒日人居留之理由，但中国方面常声言：商埠虽准商人居留，但不容许军界政客之居住及活动。名为保护，密侦跟随探查举动一刹不离。”

　　当地政府不仅派了密探，还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鲍观澄厅长推荐之张慕渠赴任时，曾带其同来，被公安员责令出郑，不得已派往开封，其后又归天津”。

　　从电文中来看，这位企图潜伏到郑州的张慕渠在地方政府公安员的威胁下，没能到任，算是小小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张慕渠或许是个有来头的人，公安员仅仅是口头威胁，而对为日特服务的朝鲜人就没那么客气了。这些“腹心朝鲜人”在从事非法活动时遭到了极为严重的“郑州中国官厅之监视压迫”，造成谍报活动“简直无法施展”，因此，日特机关向天津总部提出“故谍报调查等事，必须使用华人”，但没过多久，中国方面又提高了警惕，“自武官之联络员被枪毙以后，华人之生命亦甚为危险”。

　　实际上，中国方面对日特机关很警惕，这一点，电文中做了说明，“中国方面虽已知本机关为军事机关，然日下无要求退出之意……（中国当局）曾对增田云：在原则上商埠地只欢迎商人之居留，不能容许军事政治机关之存在也”。

　　通过这份电文，我们还可看到当年间谍与反间谍的暗战风声——中国当局曾往日本领事馆里派了一个卧底。领事馆泄密的消息，被卧底在中国政府内部的日本卧底反馈给了日特机关，日特机关大为惊恐，“据各种之情况上曾疑领事馆警务方面泄露机密，仅得此报可证实，以上情况当即通知驻郑领事佐佐木义夫”。由于日特机关是受日本天津驻军领导，而领事馆是受外务省管理，日特机关也只能通报领事了事。

　　由于史料欠缺，我们无法得知这份电文出自哪个日本间谍之手，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个日本间谍，详细描述了他所看见的一切：时局的变化、郑州的民情，甚至他个人对未来的看法。

　　在这个间谍的眼中，“中日关系极为险恶，自蒋以下皆呼吁日本为‘敌’，抗日风潮日益激烈，华中方面为防华北日本势力之浸润，以黄河为防日之障壁，举凡军事政治贸易商业，皆布列防阵决心，不使日人越雷池一步”。

　　面对日本的汹汹态势，河南人民奋起抗争，抵制日货，“陇海路局不购买廉价之日货，开封商会宣传日本砂糖含毒品，对于购买之人逮捕威胁……睦邻等云乎哉，实际只是想尽方法铲除日人而已”。

　　在这位日本间谍的眼中，领事佐佐木义夫有点类似电影《精武英雄》中那个日本领事，看透一切又无能为力，“领事对于中国之一切举动，抱不问主义，只叹谓背后无实力之外交等于零”。

　　写下这些电文的日本间谍，与日本领事有着同样的看法：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国际调整前途茫茫，纵令将来有何等之结果，亦不过外围一时避战之计耳。若无特别大变动，两国之握手根本梦想不到也，如斯相持数年终有一日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