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作者:陈独秀是毛泽东的“贵人”

2013年11月15日 14:34 来源:深圳商报 参与互动(0)

  近代史学者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79年开始研究陈独秀,历三十余年而不辍,这部《陈独秀全传》是其心血结晶及集大成之作。(受访者供图)

  最近,《陈独秀全传》受到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作者唐宝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应该如何认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如何理解陈独秀一生的几次转折等问题发表高见,并披露了自己研究陈独秀历程中难为人知的甘苦。

  叫什么无所谓

  《文化广场》:您的代序回顾了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历史加给陈独秀的“十宗罪”,现在看来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似乎没有“平反”的必要,不知您觉得有没道理?

  唐宝林:你说的“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的灌输,“荒唐”已经成为“常识”,“事实”根本看不到。所以,才需要舆论普及和当局表态。至少这十宗罪的事实要让人们知道,以后不再延续,至少在写党史和近代史、当代史时不再如此诬蔑。这是不是叫“平反”,倒是无所谓的。

  《文化广场》: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您认为他的哪一个角色最为重要?

  唐宝林: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还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坚守者,这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他当然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

  《文化广场》:我记得胡适好像提过,要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分开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群众运动,的确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做成的。但运动总有领导。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不应该有异议。但蔡元培和胡适也发生过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首先是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新青年”,才有了这个组织基础。其次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然后是陈以《每周评论》实施精神指导。但胡适当时在上海,与他无关。所以,陈后来在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全传》841页)。这是他谦虚的说法。

  但是,运动过后,很快发生政治分化。胡适和国民党的许多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都不愿意把五四的历史功绩归于陈独秀,一是因为这个历史功绩太伟大了,他们不愿意陈独秀独享。二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他们的政敌,更不愿意把功绩归于“敌方”。只有毛泽东说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实际上,没有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这个运动培养的一批“新青年”,也没有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与陈独秀“区分”开来的说法,都是企图与陈争功,也有不愿意把此功归于共产党之意。这说明历史事实遇上政治利益,就会发生差异。我同意毛泽东的说法,但也应补充一句:蔡元培与胡适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我没有搞“尊者讳”

  《文化广场》:陈独秀性格豪气干云,不拘小节,他生活上的不检点给他带来很大麻烦。比如嫖娼事件可能是他不得不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但您在书中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是否有为尊者讳之嫌?

  唐宝林:我以为我没有搞“尊者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胡适致汤尔和的信中已经说清:一是陈有嫖娼的毛病,二是说抓破某妓下体是谣言。而且从此以后,陈再也没有这种毛病发生。再者,这个毛病没有影响他的整个人生和伟业。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地渲染和发挥。太阳有黑子,老百姓只知道太阳是红的但有黑子就可以了,专门的科学家才会去研究黑子。人无完人,世界上许多伟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正派、严肃的作者不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的。

  《文化广场》:您在大陆版《陈独秀全传》中加入“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意即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也要负一定责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唐宝林:主要是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抵制得不坚决不彻底,至少他可以早些时候辞职。

  《文化广场》:陈独秀身上明显有学者的随意性和散漫性,比如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他突然失踪一个多月,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恐慌起来”,甚至他的儿子陈延年都以为他死了。这是否也意味着他身上还欠缺职业革命家的素质?

  唐宝林:可以这么说。

  什么造成他的悲剧

  《文化广场》: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是出于理论的自觉,但他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则处于不自觉状况,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对他指手画脚,这是否也注定的陈独秀的悲剧命运?

  唐宝林:陈不是理论家,他没有理论,谈不上“理论的自觉”。任何伟人都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许多先进人士和共产党员,都曾带着为民主解放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潮流。

  大革命失败不该归罪于他

  《文化广场》: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完全是共产国际导演的一出戏。这里面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鲍罗廷,陈独秀是否完全居于配角地位?

  唐宝林:最初马林提出这个策略倒是真诚的,希望通过这个策略使幼小的共产党能借(国民党)壳迅速发展起来。但是,鲍罗廷一来,就变了,陈独秀和共产党完全居于配角和完全服从的地位。

  《文化广场》:国民党“清共”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您认为把责任主要推卸到陈独秀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宝林:历史的必然是主要的。主观上的失误,主要应归罪于共产国际,而不应该是多次反对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陈独秀。陈独秀自身当然也有失误,如《全传》中所说。

  毛泽东的“贵人

  《文化广场》:您在书上专门陈述了陈独秀提携毛泽东的事实,这些在党史上是否曾被许多人忽视?

  唐宝林:过去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去研究毛泽东成长之路中有没有“贵人相助”。否则会被视为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现在我讲了这个事实,也仅仅是事实,不能因此说这是陈的一大功劳。毛泽东后来的历史是由他自己负责的。

  《文化广场》:您认为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派的原因,一是他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坚持己见,二是他呼吁党内民主,是否也包含着他因被排挤而负气的成分?

  唐宝林:从情绪上来看,可以这样说。

  仍有史料未被发掘

  《文化广场》:您研究陈独秀三十余年,最初的契机是什么?最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唐宝林:契机是史洛明“贵人相助”,把我引进陈独秀后期历史研究领域。最让我感动的是通过我与同仁30多年的努力,中共历史上第一件也是最大的冤假错案,终于真相大白。在知情的人们心中已经昭雪。

  《文化广场》:《陈独秀全传》无疑是一部信史,它真实地勾勒了陈独秀革命的一生、“永远反对派”的一生,您认为随着可能出现的新的史料,陈独秀这个人物还有继续挖掘的余地么?

  唐宝林:对陈与研陈工作几十年的打压,失落的资料还会有一些。因此资料的继续挖掘和研究新成果的出现是可能的。但陈的一生的大体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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