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重记诵

　　古代读书，重记诵，孩童时间读书，以记诵为主，待成人后，读书也特别强调记诵。只有记诵精熟，才能融会贯通，章学诚深知记诵的重要，把记诵比作“学问之舟车”。钱基博先生推崇章学诚的记诵观点，一生学而不厌，记诵不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张舜徽回忆说：“有时走进他的住房门口，便听到书声琅琅，知道他在背诵，过去所读的经传子史，躺在睡椅上反复默诵如流，毫无阻滞。”王闿运(1832-1916)读书也是记诵不倦，一生以抄书背书为日课。从钱基博等近、现代知名学人身上，还能看到重记诵的读书传统。曾国藩曾批评儿子曾纪泽读书不重诵：“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成诵者太少”，也是当今读书者之一短也。

　　古代读书，还重朗读。朱光潜先生曾说，朗读“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钱基博先生特别重视朗读，他教诲学生说，只看而不朗读，是不行的，一定要读出声音来，读出抑扬顿挫来，读出思想感情来，好像身临其境。钱基博先生身体力行，对《韩昌黎集》曾如吟反复三十年。李清怡回忆说：“先生朗读《进学解》，抑扬顿挫，韩愈的内心世界，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好像韩愈自读《进学解》。”“五四”以后，朗读遭到反对，认为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渐不为读书者所重。1935年钱基博先生曾批评过这一倾向，他说：“近世文章道尽，士不悦学”，“于词章语言之妙，罕知吟会”。当代文学语言与古代文学语言相较，有精粗之别，语言粗糙乃至粗俗，在当代已成习惯，语言之妙更加“罕知吟会”，朗读更为当代读书者所轻，这是应当有所反思的。（冯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