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谋划三条渠道与共产党接触

　　杨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毛泽东就曾给杨虎城写过信，争取他联合抗日。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蒋介石曾把希望放在西方列强的干预和调停上面。

　　可几年过去了，“国联”调停完全失败，西方列强默许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时的他自感仅凭中国实力抗击日本侵略力不从心，将目光移到了苏联，希望从苏联方面获得援助。1935年3月他派时任中国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出使苏联；8月又派蒋廷黻博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苏；到1935年4月，再派随从秘书、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希望修补从1927年蒋介石“清共”后一直处于极低潮的中苏关系。

　　当时斯大林告诉蒋介石要修补关系可以，但要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于是，蒋介石迈开了与中共进行联系的步伐。

　　蒋介石当时是通过三条渠道寻求与共产党接触的，一是派员直接到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同苏联达成有关协议；二是利用私人关系，与共产党人地下组织进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领导人面谈。

　　1935年11月，第一条联系渠道开通。联系人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邓直接同王明谈判，陈立夫、张冲则改名换姓，躲在德国就近待机而行。邓与陈、张之间没有联系，一切听凭蒋介石遥控指挥。

　　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进行了首次会晤。邓向潘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带回国内面交。

　　邓回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完成与王明的接触任务时，他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听候命令。邓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王明非常愤怒，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蒋介石突然中止两党接触的原因在于：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已被日本方面侦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停止原有计划；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与在国内陕北的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

　　第二条联系渠道于1935年底开始。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宋子文、陈立夫，出面执行的是曾养甫、谌小岑。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与陈立夫关系密切。曾养甫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谌小岑领命，立即写信给朋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吕振羽接到信后，转给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

　　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曾向吕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

　　但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从1月到6月，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到1936年秋，谈判因为分歧太大而终止。

　　在第二条渠道谈判艰难进行的同时，曾养甫开始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张子华（化名黄华表）担当此任。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子华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为两党再度合作牵线搭桥。

　　与此同时，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踏上了赴陕北之路。董健吾曾是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党组织遭破坏后，他以牧师的身份结交了笃信基督教的宋子文母亲，后结识了宋氏兄妹。受他们之托，董携带密信和宋庆龄送给红军的一些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之路。

　　因天气恶劣，张子华和董健吾二人恰巧同时滞留西安。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提供援助。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此行的目的，不期而遇，十分惊讶，只好假装互不相识。

　　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并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作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董健吾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张、董二人的使命随之结束。

　　1936年11月初，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与陈立夫进行了首次会谈。

　　谈判之中，潘汉年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要求是：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不得打乱红军的现有指挥系统；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选举产生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条件下，苏区取消；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可选派代表参加该机关，但同时承认，国民党将在该机关中占主导地位。

　　从以上所列的条件看，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蒋介石却把共产党的诚意看作示弱，他令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令其难以接受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共产党目前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政治上各点都好办。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整个收编红军，这当然为中共中央所拒绝，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

　　从1935年底到1936年11月，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随着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展开，蒋介石也放慢了军事“剿共”的步伐。关于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张学良是有所知晓的，而杨虎城是不了解的。所以杨虎城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直是做着“反蒋抗日”的准备。他的行动没有受到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影响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