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瑞金故居往事：为老人穿针线 住处极简单

　　瑞金有得是红色遗迹。瞧，这个大礼堂经历过一次敌机轰炸。当时毛泽东正在作报告，警报声起，大家进入了防空洞。敌机来了，大礼堂前有个小孩还在玩耍，毛泽东忙把小孩按倒在地，炸弹投了下来，把大礼堂的墙壁穿出一个大洞，惊出一身冷汗的人们大声喊：“主席，危险！”但炸弹没炸，是颗哑弹。主席扶起小孩：“蒋介石给我们的礼堂开了一个大天窗啊。”

　　在瑞金毛泽东故居，也有一个“天窗”的故事。

　　谢大娘住在叶坪村北端的谢家祠，毛泽东就住在谢大娘家的二层楼上。一天晌午，外出归来的毛泽东见谢大娘在房间里纳鞋，穿了几次针眼都没有成功。毛泽东笑呵呵接过来：“让我来。”说话间，连上了针和线。毛泽东进到房间转了转，问，“为什么不多开个窗呢？”大娘摇头：“房后长了棵大树，光亮都被遮了。”毛泽东自责起来：原来，谢大娘把采光好的房间让给了自己。毛泽东叫警卫员拿来锯子、铁锤，将楼板撬开，做了一个平躺式的“窗口”，换上了玻璃瓦，从此，谢大娘白天做活再不用点煤油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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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点滴的故事，似乎能使故居冒出一缕炊烟来。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在叶坪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里，毛泽东的生活里暂时没有了枪林弹雨。但叶坪的生活仍艰苦，那本来就是一个艰苦的时代。

　　刚刚到达叶坪的那个晚上，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了床铺。后来，在叶坪村谢家祠堂西侧的两层小楼上，毛泽东住了三年。警卫员曾建议将房东迁出，被毛泽东一声呵斥：“哪有庙老赶走菩萨的？”

　　故居是一个木楼，楼梯、楼道、房间隔板，全是木质，木楼上，常常传来毛泽东负手踱步的吱呀声。吱呀，吱呀，传遍静静的沙洲坝。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军内地下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委员袁汉澄，回忆他所到过的毛泽东在叶坪的故居：“毛主席的住处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报刊书籍。”

　　到了故居门前，乍然而起的一阵风，掠人心旌。期望着这一脚踏进去，能踏进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

　　一床、一桌、一盏马灯、一顶斗笠、一个陈旧的文件箱。板床是原件，马灯是原物，桌子上方墙上向东的小窗，是毛泽东当年所凿的原物，剩下的只有时间。

　　时间不是原件，用毛泽东的诗词说，“换了人间”。

　　床很薄，很硬。让我想起一则安徒生的童话：真理被当作一粒豌豆，放在了第80层羽绒褥子下。

　　那些选择了如此简陋的生活方式的人，一定是被这中间的精神魅力所深深吸引。就像马雅可夫斯基说的那样，在这样的生活里，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却极其艰难。

　　下意识找了一圈，这屋子，什么地方可以放一个竹竿，在潮湿中，晒干那双厚厚的棉袜，那件白色的对襟褂子？而他，却以自己为星星之火，燃烧了那个布满阴霾的时代。

　　不知别人在故居看见了什么，在我，看见的是那些给世界加热的火苗。天下最大的烈火，由最小的草梗引燃。

　　冷风穿堂而过。天井里的水响得冷彻。

　　与他谈话的那些家人，一一不在了，只有不流外人田的瑞金的雨水，滴答，滴答。

　　没有火，没有酒，没有辣椒，用什么才能祛除这历史的寒颤呢？

　　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毛泽东，不是神坛上的毛泽东，而是那个伤过，痛过，却坚持着以理想家的狂喜，提着灯笼在低谷里搜寻出路的人。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在那个家庭中有一个小名叫“毛毛”、大名叫“毛岸红”的小男孩，他们是亲爱的一家人。

　　毛泽东对跟毛毛一起玩耍的一位孩子说，你比我们家毛毛大，他是小毛毛，你就叫大毛，怎么样？于是，“杨大毛”的名字叫了一辈子。

　　时间，遮蔽了伟人，遮蔽了妻儿，遮蔽了你我。

　　我似乎可以“哧”的一声，去点燃那只墙角的马灯，把往日的窗户重新打亮，看见那些早已离去的人们，影影绰绰。

　　房间的门，一扇接一扇，关上了。我用自己的乳名，久叩门环。听见他在屋内把自己的思绪打了一个结，解开了，又打了一个结，再解开：开门，开门呀，我叫毛毛。

　　许久，门开了。四壁皎然。我看见一堆旧信，一堆烟蒂，一册《诗经》，听见他在屋内把自己的思绪打了一个结，解开了，又打了一个结，再解开。一种心情一展开就被那些空缺的席位与断层的墙壁给弹了回来。

　　我看见一双草鞋，不禁拿起来试大小。

　　此时，历史变得可感、可触。

　　窗外，传来一阵沙沙声，是一双草鞋，走了过去。

　　绵江流经窗口，他披衣而起，点烟，传来一声带有浓厚湘音的咳嗽。身后，故居的门，在风中开开合合。

　　试探地坐在故居的一把空椅子上。历史，在伟人的空巢中，冰凉地坐着。流走的时光使这个宁静的小院，逐渐冷清。

　　踏出故居，走了三步开外，又折回身去，替他灭掉最后一个烟头，听见他的湖南腔在说：“毛毛？你也是我们毛家的喔。”(毛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