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才子张书绅：评注《西游记》 将其引入儒家正统

　　人们大多知道，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有两部与山西人有关。一部是《水浒传》，明代版本流传中，较早的便注明“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见明·高儒《百川书志》)。另一部是《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一人整理编写的。罗贯中是山西人，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鲁迅等发现明代手抄本《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记载的罗贯中身世以来，已经众人皆知。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西游记》的整理、传播，竟然也与山西人有关。

　　生活在明中后期的吴承恩耗尽毕生精力，在晚年编著了流传不朽的巨著《西游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其主题思想是谈禅说道、修仙炼丹的，因此没有把它列入正统的儒学范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一经问世，便以它们或宣传“忠义”、标榜正统，或信奉“天道”、心怀君主引起关注。正因如此，影响了它传播的广泛性，不被纳入文化思想史的范畴。到了清乾隆年间，山西又出了一位才子，他引经据典，依据《大学》一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的原理，对《西游记》作了从头到尾的评注，将其引入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他在《西游记》评注中说出了自己此举的意义：“此书由来已久，读者本人茫然不知其旨，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提炼，多捕风捉影。究寻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谈，良可叹也！予频以数月之暇，注明旨趣，考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不知有当否？”这位才子就是张书绅。

　　张书绅，山西汾阳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阳府志》中有记载，“由贡监而入仕籍者”，“同知署龙门知县”。张书绅在龙门县的政绩，没有查到相关记载，惟有光绪十六年(1751)《山西通志》仕实录中，有一段关于张书绅当知县的事迹。说他在位时，“贬抑豪强，悯恤黎庶”，可见，他是一位正直官吏。他丢官的原因是，有一位同僚，因为不会迎合上司被开除，可这位同僚清正廉洁，被开除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张书绅大概也是个见义勇为之人，“纠合同僚”捐款，才把这位可怜的同僚送回老家。他自己为此事得罪了顶头上司，没过多久，也被“夺官”。

　　张书绅评注《西游记》是乾隆戊辰年的事，那是1748年，亦即乾隆十三年。这是有明确时间的(见《张书绅〈西游记〉总论》，中国书店1985年9月版《新说西游记图像》)。他记载乙丑年“由都归省”，乙丑为乾隆十年(1745)，回来两三年之后，看戏剧“安天会”时受到启发，认为《西游记》是劝人修身正心、明德止善之书，全书寓大学旨意于其内，于是费数月精力，批注此书。他开宗明义，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原是说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西游一书，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以学者焕然一新，无如学者之不悟也，悲夫”。张书绅是受过正统教育的，所以他批注起此书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把这个数十万字的神魔小说，有头有尾、有根有据地纳入了儒家正统思想范畴，认为证道证的是“圣贤儒者之道”，而不是“仙佛之道”，寓义寓的是“春秋之大义”，而不是旁门左道之“义”，可见他一片苦心。

　　张书绅评注《西游记》，是想对这部旷世奇书中寓藏的微言大义作挖掘，发挥其对社会治理、人心教化的作用。他书中反复强调“破除心猿意马”，“除恶扬善明德”。说它正统，因为他在这里面不仅强调了“儒家之道”，而且强调了“历代圣贤之道”，不仅有孔、孟、程、朱大义，而且有“春秋”“南华”之义的思想。他评注《西游记》的根本，便是认为《西游记》从头至尾体现了《大学》明德止善的全部旨意，是《大学》一书的衍化，这形成了他评注的思想体系。对于他的劳动成果，小说界一直认为，与其他对《西游记》的评注、讲解相比，张书绅的评注更具有思想上的创新意义，因此，把《新说西游记图像》一书列为张书绅所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大辞典》中，该书条目下注“张书绅，字南薰，清代山西人，乾隆年间在世，著有长篇小说《新说西游记》一百回，流传于世”(见该辞典108页)。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在当时学术界、文化界可以说是一大创举，为《西游记》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评注《西游记》的本意是要把它作为“除恶扬善，修身明德”的工具，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为正心修身服务。郑振铎、鲁迅批评他，说他与许多注释该书的人一样，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见《西谛书话》)。这是有道理的，但鲁迅也承认，该书对于《西游记》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西游记》新说，也确是新的。它第一次把《西游记》列入了正统的范畴，第一次把小说列入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并且第一次把“神魔小说”列入了也可以“寓文以载道”的范畴。小说从产生以来，多为封建社会文人所不齿，都认为是“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甚至是坏人心术，导人歧途。张书绅评注《西游记》，却发掘出了该书的优秀之处，他认为优秀之处在于，把正统理想的代表寄托在了西方如来之上，“学到西天成佛，则止于至善。”张书绅的矛头不止对准了东方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没有道德、善恶观念的人，而且希望也不在东方的那些帝王将相身上，抑或他们正是《西游记》的那个妖魔鬼怪呢！张书绅作为一介学人，也够胆大的，如此批注，有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但他不怕，注下去了。正因如此，从思想史上来说，张书绅是有创新的。这是张书绅与他批注的小说的第一大功劳。第二大功劳在于，他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操观念的修炼，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不是少数圣人为之，而是人人可以得到。他反复强调，孙行者能为佛，猪八戒也能为佛，白马也能为佛，沙和尚也能为佛，为佛的不一定是唐僧，这种人人为佛的理论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但对于求学来说，对于道德、伦理、情操修炼来说，则打破了门阀、阶层观念限制，给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的顽固观念当头一棒，明显带有“民主”色彩，不轻视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第三大功劳是发掘了此书原有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精神。对于《西游记》一书，张书绅坚定不移认为是弘扬正道的。吴承恩也是终身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文人，43岁才补上了贡生，他性格倔强，“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见《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3册版第906页)。《西游记》寄托了他一生的思想理念，把社会刻画得淋漓尽致，天上人间，哪有区别，因此，他寄希望于“西天真经”，真经者，学问也。学问者，张书绅认为《大学》一书也。人不应当作恶，应当从善；帝王将相也如此，更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义务，“西方属金，言其大而明。”昏庸暗鄙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张书绅的评注当中也有糟粕，但其功劳不可埋没，他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应当有其地位的。但数百年来，《山西通志》《汾阳府志》《县志》中，都没有见到张书绅相关记载。山西文学史上，中国小说史上，应当注意到这一段史实，予以重视，予以研究，以酬社会。(陈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