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江青与贺子珍"水火不容"：她是什么东西？(3)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教训，这可是血的教训啊！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我们说："你被摔伤的事，绝对没有什么现场和后台作指挥，是我们的工作想得不周到，不细致，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到周到、细致。"

　　江青的锁骨摔坏了的问题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让我们带马桶是她的意见，在痰盂上放游泳圈是她出的主意。她为了整人，不顾事实，寻找借口，三番五次地逼迫我们说出所谓的"幕后指挥者"。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遍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你小杨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位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已经变成了死老虎，再怎么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的用心，不仅要揪出"内奸"，更要揪出李作鹏背后的那个所谓的遥控者，来个一箭双雕。

　　在这件事上，江青对我采取了引诱、逼迫和恫吓的手段。我是任你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江青的质问，除了实事求是地简单作一点点回答以外，不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对她太了解了，如果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她会对我的话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我写出证明材料，可我没有证据，不能陷害任何人，缺德的事我不能干，害人必害己。如果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她会说对她不忠，骂你个狗血淋头，甚至说你包庇坏人，怀疑和谁谁有什么关系，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