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谈朝内166号：要是我，就舍不得动这个楼

　　冯骥才写《义和拳》时查找资料

　　166号进门的楼梯

　　冯骥才住过的后楼216

　　破旧的水池

　　冯骥才住在人文社时由责编李景峰代买的词典

　　2013年夏天，冯骥才先生接待了几位来天津做客的朋友，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脚印和应红，闲聊中说起了朝内大街166号将要拆除翻建——这就是《凌汛》一书诞生的机缘。1977年至1979年，冯骥才住在人文社，写作、改稿，迎来处女作《义和拳》的出版，结识同行和前辈，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往事喷涌而出，书稿半个月内一气呵成。今年1月，《凌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月24日晚，冯骥才就该书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电话采访，话题就从朝内大街166号开始。

　　没想到北京市中心还能保留这么一个地方

　　《凌汛》快写完的时候，冯骥才带着相机去了一趟人文社。70年代末住在社里的时候，没有相机，没能留下一张照片，令他遗憾。而这些年来，他从事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用影像记录、存档的意识特别强，他想为166号多拍些照片。结果四处一看，人文社的“保存完好”令他吃惊，进而有些伤感。“当年我洗衣服的水池子还在那儿呢，而且脏得要命，没想到在北京的中心还能保留这么一个地方，没想到人文社，我心里这么神圣的一个地方，这么困难。还有它的后楼，要是一般的企业、机关，早就拆了，盖成楼堂馆所了。” 后楼是《当代》编辑部的所在，冯骥才在那儿看到一张沙发，扶手上几个窟窿，“这个沙发是《当代》的老主编秦兆阳坐过的，那几个窟窿，正好是放手的地方。你知道有时候手指会用力，磨得太久了，就破了……”

　　是啊，朝内166号的确很破旧了。那么这栋灰楼已经完成了使命吗？人文社不应改善办公条件吗？这家著名出版社的理想面貌又是什么呢？

　　冯骥才说：“反正要是我的话，我是舍不得动这个楼。不仅是人文社，我认为过去争论过的北影厂等等都应该保留原貌，就像名人故居一样。”他的看法是，这栋灰楼应保留、修缮、改善办公设施，还要腾出几间房子做一个博物馆，把社里的旧家具、老物件、手稿等前辈们留下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收藏起来。

　　“国外很多著名的出版社、艺术团体都有自己的小博物馆。西方人往往喜欢有历史记忆的空间，而我们是贪大求洋，以为越豪华越气派越好，审美上有暴发户色彩。”冯骥才举例说，“在巴黎，拉丁区的小酒店很贵，老房子，但并不豪华，电梯只能载两个人，房间只有十平米左右，但卫生间很现代。像人文社，办公条件完全可以现代化，改造硬件设施，让网络更便捷，餐厅、卫生间也要改造得很舒服。人要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方便，也要享受历史文明。”

　　对于那个纯属想象的人文社博物馆，冯骥才已悠然神往，“做一个高雅、深沉，而且有丰富细节的博物馆……”电话中传来叹息声，“要是我的话……唉，不可能是我……反正我会整理得特别好……”

　　以《凌汛》为开端的四部曲，追究时代、自我拷问

　　冯骥才说自己是“从人文社进入文坛”的，《凌汛》记录的正是他的起步以及转折年代的氛围，他对严格、负责又很有人情味的人文社编辑们充满怀念之情，对一起住在社里改稿的同行们，对当时的生活细节记述得也很生动。他说：“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动力在于，那个时代对待文学特别纯粹，精神至上，在现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特别让人怀念和神往。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一代人要把‘文革’送进历史，要打破生活中的冰冻，大家有共同的社会追求，有强大的时代责任和激情。”

　　事实上，《凌汛》（1977—1979）只是一个开端，冯骥才告诉记者，他的计划是“四部曲”，既构成个人的精神史，也能充分地提供时代情境，记录变迁中的人们，以此“追究这个时代，进行自我拷问”。第二部是“在激流中”，写1979—1989年，“新时期的十年，潮起潮落。国家从‘文革’进入改革，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们的心态各不相同”；第三部写1989—1994年，“1989年后，作家们经历了一个彷徨迷惘的时期，也是一个寻找的时期，大家要重新找到自我的定位”；第四部是“在漩涡里”，写1994至今，“我从文学进入了文化，进入了城市和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漩涡，充满了矛盾和困境……”

　　冯骥才有意将后三本书也交付人文社出版。“我要写我认识的这些作家，我经历的人和事。但有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得罪人。无论如何，我要把人准确地写出来，不粉饰任何东西，但一定是抱着宽容、理解的态度。”按照他的计划，第二部今年即可完成。

　　采访中，冯骥才先生还提到了索契冬奥会的闭幕式，十二位作家、漫天飞雪般的手稿、阅读的人们，这种对文学、对历史的敬畏让他感慨。或许，《凌汛》这本书所记录的，朝内166号这栋楼所经历的，都包含着这种已日渐稀有的敬畏吧。

　　脚印：那是一种“奇观”

　　脚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当代文学领域成绩显著，阿来的《尘埃落定》、麦家的《暗算》、王树增的《长征》等一批名作都是经她手推出的。她在社内成立了“脚印工作室”，《凌汛》一书，是她亲自做的案头编辑。

　　“我先带你去看看冯骥才他们当年住的地方。”脚印带着青阅读记者上了四楼，来到西北角的一个房间，里面编辑们正在工作。这就是1977年冯骥才借调到人文社最初住的地方，也就是《凌汛》中描写的“一屋子作家”的那间屋子。脚印又指指外面的走廊，“这里当年是放乒乓球台的地方，冯骥才他们就在这儿打球。”然后我们下楼，穿过院子，走进后面一座四层的砖楼。这是当年人文社的职工们自己盖的，年轻的冯骥才也曾帮着“抬沙拌灰”，楼盖好后，驻社的作家们搬了进去，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而现在，它是《当代》杂志编辑部，比主楼还要破败。

　　216，这就是冯骥才当年的宿舍，他写《神灯》的地方。他的室友刘魁立，后来成为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如今，这间屋子像人文社其他的办公室一样，新旧家具混杂，堆着高高的书垛。出了后楼，还有水房，这是冯骥才他们当年洗碗洗衣服的地方。脚印说：“前一阵冯骥才来社里，说这儿一点都没变，连灯泡都是老样子。”记者抬起头，水泥屋顶垂下一根电线，吊着一个白炽灯泡，昏黄的光。

　　我们边走边聊。脚印说：“冯骥才在《凌汛》里写的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因为1972年到1973年，我爸爸在上海文艺社改稿，也过了两年这样的生活。”脚印的父亲是克非，他的《春潮急》是“文革”后期出版的小说，发行了500多万册。“我爸爸说，1972年开始，人文社、上海文艺社组织一批有写作潜质的人，住在社里改稿，想推出原创小说。吃住由社里负责，但没有一分钱稿费。冯骥才要晚一些，是1977到1979年，他是中国第一个拿到稿费的作家。”

　　冯骥才在《凌汛》中描述的驻社写作生涯，那种作家与编辑、与出版社之间的生态，脚印屡次用“奇观”这个词来形容。她说：“我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作家和编辑对作品真诚的态度，那种投入，那种精神的追求，丢掉了很可惜。但那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能出版的书很少，对创作的限制和审查也是很可悲的。”那时候，编辑和出版社手握生杀大权，作者是“弱势群体”，有人耗尽数年光阴，稿子改不出来，不符合出版要求，只能走人。脚印形容说：“有句话叫，小说不是写好的，是改好的。从前作家对编辑的信赖程度非常高，大家都觉得文学作品要传世，要千锤百炼。我1984年开始在《四川文学》当编辑，至少到90年代初，都是这样。不过，编辑指导过细，可能也会使作家创作受到一定限制。”

　　如今的出版，选题为王，作者的知名度很重要，内容不见得是第一位的。脚印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切身感受到一些变化，也有过和作家谈修改意见，对方转身把书稿给了别家的经历。“过去我们会特别欣喜和作家沟通得好，后来就变成了有的作家不愿接受你的意见，我们也就不再坚持。另一方面，编辑在作品内容方面的修炼也少了，感受力会下降，能力也成问题，就判断能不能出版，不谈具体东西，也就没有了好作品的标准。这是作家和编辑两方面的放弃。”

　　脚印觉得，以往人们对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也和出版条件有关。“过去是铅字排印。我爸爸说，《春潮急》约80万字，铅字版堆了半个厂房。如果不改好就排字，要增加一段话，后面所有的版都要变，这个过程很艰难，所以大家对文字特别珍视。现在大家根本不再看重文字，要写作要表达太容易了。”

　　聊这些的时候，脚印的语气很轻快，不给人以怀恋或抱怨之感。《凌汛》的书腰是人文社的稿纸图案，正面是冯骥才手书的章节标题，背面印着一句话，是脚印写的：“作家、作品、出版的历史遗照。”也许是“遗照”二字，让人感到了一点带着苦味的重量。随着时代逝去和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如今已日渐清晰，曾经血肉丰满的岁月，却终将模糊成一个传说，融入“朝内大街166号”的精魂。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