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农村题材的作品或许会慢慢消失

　　记者：记得您说过，您的作品必须要有原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带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山深处一位女乡镇干部，能不能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

　　贾平凹：写完《古炉》之后，有段时间没事干了。我写完一部作品，就习惯去下面跑一跑。一方面要跑最繁华的一些大都市，一方面跑最偏远的乡下，这样比较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目前，尤其在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

　　写完《古炉》之后，我去了陕西、河南、甘肃等省份的许多县城、镇子采风。跑着跑着，我就跑到了《带灯》中写到的地方，也遇见像“带灯”这样的一个乡镇干部，跟着她跑了好多地方，她每天也跟我说很多东西，慢慢地，我对乡镇政府大院的日常工作都非常了解了，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

　　我写作有一个习惯，就是必须要有原型，就像打基桩一样，必须有一个桩扎进去，我再围绕这个桩来想象，作品就不至于虚起来。这个镇的素材并不足以撑起《带灯》，于是，我又回到老家，了解了我家乡的很多情况，把这些都集合在一起，写了《带灯》。

　　记者：《带灯》里的樱镇就相当于您看到的中国乡镇的一个群像。

　　贾平凹：对。樱镇是相对虚构的。我把我见过的乡镇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综合起来，最终完成了文学里的樱镇。不过，里面的材料虽不能说100%是有来历的，起码90%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至于小说中展现的故事，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做了文学加工。

　　记者：主人公为什么叫“带灯”？

　　贾平凹：“带灯”原来叫“萤”，就是一个萤火虫。在小说的结尾，樱镇出现了成百上万只萤火虫，于是产生了好多光亮，虽然微弱，但在黑夜中，有那一种光，总比没有那一种光要强得多吧。

　　记者：带灯最后也被领导处分了，受了好多委屈，在小说开篇里提到的“樱镇的虱子”又回来了，这好像又是一个循环的开始。这样的结尾想表达什么？

　　贾平凹：小说最后写道，河面上出现了很多萤火虫阵。这也是一种象征，预示着在这种环境下，带灯虽然受到了好多委屈，沉下去了，但她的精神，对这个社会发出的呼唤，有更多人看到了，也是想给人一种希望吧。《带灯》分了许多小节，有的小节甚至就一两句话。最早我决定用这种方式写《带灯》，也是因为看了《圣经》。

　　农村题材或许会慢慢消失

　　记者：您曾说，写完《带灯》之后，更了解中国农村了，可不可以谈谈您的收获？

　　贾平凹：现在农民的生活，和上世纪50、60、70、80、90年代都是不一样的，温饱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

　　记者：这种冲击会对您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有影响？

　　贾平凹：肯定啦，很可能多年后，农村题材会越来越少。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80后、70后跟我们50后写的就不一样了，农村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欧洲如今的乡土文学就是田园文学，或许多年后我们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也会慢慢消退消失了。

　　记者：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乡土文学还有市场吗？

　　贾平凹：当然有。现在中国流行反腐题材的官场小说，有多少腐败分子看？乡土文学严格来说，主要读者也不是农村人，而是城市人。就像我写张三，但我希望李四、王麻子都来读，都来关心张三。

　　记者：不少批评家提到， 50后作家没法写都市小说，因为他们的根是扎在农村的，是乡土味的，只有70后80后作家才能写出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您怎么看？

　　贾平凹：确实是这样。50年代还是农耕思想为主，那个年代的作家更了解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势下的农村，也包括当时的城市。所以他的生命里面，关于那些东西的元素就太多了。而且一个长期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到50岁、60岁才去接受一个新的东西，不一定能写得特别好。每一代作家都有他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把我经历过的事情我来把它写下来就对了。我不指望啥都会写，比如城镇小说咱就写不了。

　　作家一定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时代气息，您怎么看文学与现实？

　　贾平凹：搞过写作的人都知道，当下的东西比较难写。谁也不知道真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而当下如果胡编，写出来一走样就会被发现。

　　用文学作品写现实，需要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作家，要关心这个时代、社会，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是什么形态，人们是怎么个生存法，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东西。

　　在表现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写的时候也要投入巨大的感情。如果对这个社会的最基层没有真知，看到好的不高兴，看到坏的不生气、不悲哀、不悲伤、不忧患，都不能把感情写到位。

　　记者：这种真实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

　　贾平凹：真实的东西本身就是生命。没有真实就没有生命力。现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老主持公道，就有德、有望，公道主持得好，人们就说这个人“德高望重”。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也是在说出公道话。这个公道话建立在国情、民情、实情的基础上，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